笔记很杂，有工作反思，有技术心得，也有……一些私人的感慨。
有一页上写：“今日见朱慈焕，老矣。问其可恨我，答曰：‘恨又如何？不恨又如何？’其眼神空茫，似已看破生死。然余心不安。”
另一页：“‘玄黄一号’初成，观其言行，几可乱真。然愈真，愈觉可怖。此术终非正道，奈何已骑虎难下。”
还有一页，字迹潦草，像是深夜匆匆写下的：“夜梦无数‘朱三太子’围我，皆问：‘为何造我？为何杀我？’惊醒，汗透重衣。此业障深重，恐难善终。”
张砚看着这些字句，心里翻江倒海。原来吴良也会不安，也会恐惧，也会做噩梦。这个他跟随了二十八年的上司，这个冷静得近乎冷酷的人，内心里也有这样的挣扎。
但挣扎归挣扎，该做的事，他一样没少做。
张砚把笔记放回原处，没抄录，也没销毁。就让它留在那儿吧，作为一个人最后的良心证据。
二月中，整理工作进入尾声。该抄录的已经抄好，厚厚一摞，准备交给内务府。该销毁的，堆在院子里，像座小山。
吴良来看了一次，点点头：“明天烧。”
那天晚上，张砚睡不着。他起身，悄悄去了后院。
怀旧轩那扇黑漆门紧闭着，窗纸透出一点微弱的光——守夜的老太监还没睡。张砚站在门外，听了很久，没听见动静。
朱慈焕应该睡了吧？或者，根本睡不着？
张砚想起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说的话：“等我死了，要是有人问起我，你就说，我最后是笑着走的。”
一个被囚禁了二十年的老人，最后的愿望，是让人记得他“笑着走”。
可张砚知道，他走的时候，很可能悄无声息，没人看见，没人记得。
就像那些被销毁的档案，那些被“处置”的副本，那些消失在历史缝隙里的人。
一阵风吹过，门环轻轻碰撞，发出沉闷的响声。
张砚转身离开。回到屋里，他摊开一张纸，提笔写下：
“朱慈焕，崇祯皇帝第三子，生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享年七十七岁。一生流亡，晚岁囚于摹形司，为‘标准器’。性温和，善忍耐，终老于斯。”
写完后，他看了很久，然后折起来，藏在怀里。
这不是档案，不是记录，是他私人的……悼词。
第二天，销毁开始。
院子中央架起了几个大火盆，木炭烧得通红。吴良亲自监督，张砚和两个记录员负责投递档案。
一摞摞册子、纸张，被扔进火盆。火苗蹿起来，舔舐着纸页，卷曲，发黑，化成灰烬。热浪扑面，带着纸张燃烧特有的焦味，还有墨臭。
张砚机械地拿起，扔下，拿起，扔下。那些他花了无数时间整理、比对、修改的记录，那些承载着无数人记忆的文字，在火里化为乌有。
烧到“玄黄一号”的档案时，火盆里的火忽然旺了一下，噼啪作响，像在抗议，又像在告别。
吴良站在一旁，看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张砚看见，他背在身后的手，在微微发抖。
烧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时，院子里的“小山”消失了，只剩几堆灰烬，还有余温。风一吹，灰烬扬起，像黑色的雪，落在院子里，落在人身上。
吴良让人把灰烬扫起来，倒进后院的枯井里。彻底掩埋。
“好了。”吴良对张砚说，“明天把抄录的档案交给内务府。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告一段落。可真的能“告一段落”吗？
二月廿，“玄黄一号”那边传来了新消息。
山东的内应密报，说“玄黄一号”果然又出现了。这次不是在东昌，是在济南府。它化名“朱先生”，在几个书院之间活动，私下接触一些郁郁不得志的秀才、举人，谈经论史，偶尔“不慎”流露出前朝情怀。
它很谨慎，每次出现的时间、地点都不固定，接触的人也经过筛选。但它有一个规律：每个月十五，会去城南的“听雨轩”茶馆，要一壶龙井，临窗而坐，看街上行人。
这个规律，是内应花了几个月时间，分析它的行踪，才总结出来的。
“听雨轩”是个老字号，客人多，环境复杂，容易隐藏，也容易逃脱。
吴良接到消息，立刻制定计划：在二月十五，于“听雨轩”设伏。不动用官兵，用内务府的秘密力量——扮作茶客、伙计、路人，里外三层包围。等“玄黄一号”出现，一举擒获。
如果它反抗，格杀勿论。
计划很周密。但吴良还是不放心。他让张砚同行。
“为什么是我？”张砚问。
“你熟悉它。”吴良说，“它的言行举止，你比谁都清楚。万一有变，你能判断。”
张砚无法拒绝。
二月十四，他们秘密离开北京，赶往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