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是顾炎武的《精卫》，写的是精卫填海的执着。“玄黄一号”读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愚，也是勇。”
吴良问：“如果你是精卫，你会继续填海吗？”
它想了想，答：“会。因为除了填海，无路可走。”
这话，说到了点上。既表达了无奈，又表达了坚持。吴良很满意。
又有一封傅山写给友人的信，信中感叹“山河易主，文脉难续”。“玄黄一号”读后，说：“文脉在人心，不在朝堂。只要还有人读圣贤书，华夏就不会亡。”
这话，既符合遗民心态，又不至于太刺激当朝。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张砚在记录这些时，越来越感到……恐惧。
不是对“玄黄一号”本身的恐惧，是对它那种“完美”的恐惧。它太像了，太真了，太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了。就像一个精心编程的机器，输入问题，输出最“正确”的答案。
可这种“正确”，恰恰是最可怕的。因为它意味着，这个“人”的一切反应，都是被设计好的。它的悲，它的痛，它的感慨，它的坚守，都是预设程序的一部分。
没有意外，没有失控，没有……人性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混乱的、矛盾的部分。
但张砚又觉得，也许正是这种“完美”，暴露了它的假。真正的人，哪能这么“正确”？真正的朱慈焕，在怀旧轩里说的那些话，有无奈，有自嘲，有认命，有偶尔的愤懑，有深藏的悲哀。复杂，矛盾，难以概括。
而“玄黄一号”，太干净，太整齐了。
三月十五，吴良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
“玄黄一号”被带到一间模拟公堂的房间。吴良扮主审，张砚和其他几人扮陪审、衙役。问题从易到难，从“姓甚名谁”到“甲申年出宫细节”，到“对流亡生活的感悟”，到“对当今朝廷的看法”。
“玄黄一号”对答如流。那些关于身世、经历的问题，它答得准确无误；那些关于情感、态度的问题，它答得分寸得当；就连那些设陷阱的问题——比如“你是否怨恨清廷”——它也巧妙地绕开了：“个人恩怨事小，苍生福祉事大。”
整整两个时辰的“审讯”，它没出一处纰漏。
结束后，吴良让其他人退下，只留张砚。
“你怎么看？”吴良问。
张砚斟酌着词句：“很……完美。几乎挑不出错。”
“几乎？”吴良捕捉到了这个词。
“就是……太完美了。”张砚小心地说，“真正的人，面对这种审讯，总会有紧张、犹豫、口误的时候。但它没有，一直很从容。这会不会……让人起疑？”
吴良沉吟片刻，点点头：“有道理。所以下一步，要给它加入一些‘人性弱点’——偶尔的口吃，偶尔的记忆模糊，偶尔的情绪波动。但这些弱点，要在可控范围内，不能影响整体表现。”
张砚心里苦笑。连“弱点”都要设计，都要控制。这到底是在造人，还是在造神？
三月廿，张砚在陪同时，发生了一件意外。
那天下午，他在“适应房”陪“玄黄一号”。照例是它看书，他记录。窗外春光正好，偶尔有鸟叫传来。
“玄黄一号”忽然放下书，转向张砚。
“张先生，”它说，“您在这里，陪了我一个月了。”
张砚一愣。这是它第一次主动跟他说话，而不是回答问题。
“是。”他点头。
“您觉得……我是个什么人？”它问，眼神很平静，但张砚觉得，那平静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这个问题，不在预设范围内。张砚不知该怎么答。
“您……您是个读书人。”他含糊道。
“只是读书人？”它追问。
“还是……前明宗室。”
“前明宗室。”“玄黄一号”重复着，嘴角露出一丝极淡的笑，那笑里有说不出的味道，“张先生，您说，我这个‘前明宗室’，是真的吗？”
张砚手一抖，笔差点掉在桌上。
“您……您当然是。”他强作镇定。
“可我怎么觉得，”它慢慢地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我像是……被人一点一点拼起来的？那些记忆，那些经历，那些情感，像是别人塞进我脑子里的。我有时候半夜醒来，想我是谁，越想越糊涂。”
张砚后背冒出冷汗。它……它在怀疑？在困惑？这不是预设的，这是自主产生的！
“您多虑了。”他尽量让声音平稳，“人都有困惑的时候。尤其是经历了那么多事……”
“是啊，那么多事。”“玄黄一号”转回头，看向窗外，“可那些事，我一件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个大概，像看别人的故事。”
它顿了顿，又说：“张先生，您说，要是一个人，他所有的记忆都是别人的，所有的情感都是被教会的，那他还是他自己吗？还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