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那个苏州书生。后面跟着简注：“家境清寒，母病，需银钱。可许以厚赠，助其母医病，当感恩戴德。”

    第二个名字他不认识，注着：“自负才学，屡试不第，怀才不遇。可许以翰林清贵之职，满足其虚荣。”

    第三个：“家道中落，亟需重振门楣。可暗示若合作，子弟科举可得照应。”

    张砚一页页翻下去。每个人都被简化为几个关键词：需求、弱点、可操控之处。像货物一样被评估、分类、定价。

    他忽然觉得恶心。

    这些是活生生的人，有血肉，有情感，有抱负。但现在，在摹形司的档案里，他们只是一堆需要被“处理”的数据。

    而他，张砚，是那个做数据分析的人。

    “怎么？不舒服？”吴良看他脸色不对。

    “没有。”张砚摇头，“只是……觉得有点……”

    “有点不入道？”吴良替他说了，“张砚，你得明白，朝廷取士，从来就不只是看才学。德行、心性、忠诚，这些更重要。咱们做的，就是帮朝廷看清这些人的心性，确保选上来的人，是真正可用的。”

    “可用……”张砚重复这个词。

    “对，可用。”吴良说，“就像工匠选材，要选合用的木头。歪的、朽的、有虫眼的，再好也不能用。咱们就是那个选材的人。”

    张砚没再说话。他开始“画像”。

    每看一份资料，他就在脑子里勾勒这个人的形象：他的成长环境，他的读书经历，他的挫折与渴望，他的弱点与软肋。然后写下判断：此人可如何引导，可如何控制，可如何“规训”。

    他写得很熟练。十年摹形司的工作，让他对人的观察变得敏锐而冷酷。他能从一首诗里看出作者的怨气，从一封信里读出言外之意，从一段生平里推测出性格缺陷。

    但他越写，越觉得自己在犯罪。

    不是法律上的罪，是某种更深的罪——他在用他的笔，他的观察力，他的理解力，去剖析、算计、操控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这些人，可能还在家乡苦读，满怀希望地等待朝廷的征召，以为自己将要施展抱负，为国为民。

    他们不知道，在踏入京城之前，已经有人把他们里里外外看了个透，准备好了对付他们的法子。

    三月廿八，张砚完成了所有“画像”。八十多份，每份少则半页，多则两页，把每个人都剖析得清清楚楚。

    他把厚厚一摞文稿交给吴良。吴良翻看着，不时点头。

    “不错。尤其是这几个，”他抽出几份，“分析得很透。这样的人，只要对症下药，不难掌控。”

    张砚看着那几份。是他写得最详细的，也是他觉得自己最“入戏”的——他几乎能想象出这些人的模样，说话的语气，思考的方式。

    他把自己代入得太深了。

    “累了就去歇歇。”吴良说，“接下来还有硬仗要打。这些人陆续进京后，咱们要一个个接触，一个个‘规训’。那才是真功夫。”

    张砚点头告退。走出屋子时，春日的阳光很好，照得院子里暖洋洋的。那棵老槐树冒出了嫩芽，点点新绿。

    但他只觉得冷。

    回到住处，他打了盆水，用力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指甲缝都搓红了。

    可他还是觉得，手上沾着洗不掉的东西。

    那天夜里，他又梦见了那些大儒。

    梦见黄宗羲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眼神悲悯：“年轻人，你可知你在做什么？”

    他想回答，但说不出话。

    梦见傅山狂笑着，把一叠纸扔在他脸上：“假货！全是假货！”

    梦见顾炎武摇摇头，转身离去，留下一句话：“后世自有公论。”

    他惊醒过来，浑身冷汗。

    窗外月光如水，静静地照着这个寂静的春夜。

    张砚坐起身，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临摹过黄宗羲的笔迹，伪造过傅山的书信，编造过顾炎武的日记。

    它们很干净，指甲修剪整齐，没有墨渍。

    但他知道，有些污迹是洗不掉的。

    不是墨，不是血，是别的东西。

    一种更深，更暗，更顽固的东西。

    他躺回去，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继续。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影子。

    那些影子摇曳着，扭曲着，像无数张脸的轮廓。

    在哭，在笑，在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