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砚没说话。他觉得自己像个裁缝，在给这些大儒量身定做“新衣”。衣服很合身，但穿衣服的人不知道，也不会穿。
二月中旬，开始伪造顾炎武的日记片段。
这是最难的。顾炎武以严谨着称，他的《日知录》考据精详，字字斟酌。要伪造他的日记，必须极小心，不能有丝毫破绽。
吴良给了具体的指示：要伪造康熙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间的几则日记，那时顾炎武正在山西、陕西一带游历。内容可以写沿途见闻，民生疾苦，偶尔穿插对朝廷某些善政的观察——比如康熙减免赋税，比如治理河工。
“关键是那种态度。”吴良说，“顾亭林是实干家，关心的是实务。让他笔下出现对具体政绩的认可，比让他写效忠的诗文更有说服力。”
张砚读了大量顾炎武的着作。他不得不承认，顾炎武确实更关注实际问题，而非空洞的气节。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他详细记录各地利弊，目的是“经世致用”。
那么，如果顾炎武看到康熙朝的某些政绩，会不会私下有所认可？
也许会。但张砚知道，自己不是在还原可能的历史，是在创造需要的历史。
他写了几则日记：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五，过平阳。见官府发种劝耕，民稍有起色。嗟乎，为政之道，在养民而已。”
“二十二年八月初十，闻皇上南巡，视察河工。河患多年，能亲临督治，亦是良举。”
“二十三年腊月廿三，客中逢小年。闻京城禁爆竹，防火灾。此令甚善，惜江南犹未行。”
写完后，他自己读了一遍。文字像顾炎武，内容也合理。但如果顾炎武真看到这些，会承认是自己写的吗？
恐怕不会。但没关系，只要别人相信就行了。
二月廿五，所有“材料”准备完毕。吴良仔细审阅了一遍，做了些微调，然后让人拿去“做旧”——用特殊药水处理纸张、墨迹，让它们看起来像保存了多年的旧物。
“这些材料，会通过不同渠道发现。”吴良对张砚说，“有的会出现在旧书摊上，有的会被某位官员‘偶然’找到，有的会由黄宗羲、傅山的‘故人’后代献出。慢慢流传开来，时间一长，就成真的了。”
张砚问：“他们本人若否认呢？”
“否认？”吴良笑了，“读书人的事，真真假假，谁说得清？他们可以说不是他们写的，但别人也可以说是他们忘了，或是他们不愿承认。这种事，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
张砚明白了。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篡改。不直接强加，而是慢慢渗透，制造疑云，让真相变得模糊。
三月初，博学鸿儒科的征召令正式颁布。名单张榜公布，黄宗羲、傅山、顾炎武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引起轰动。
士林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朝廷的宽宏，有人说这是对遗民的最后一次招安，也有人说这些大儒绝不会应召。
但与此同时，一些“传闻”也开始悄悄流传。
有人说，看到过黄宗羲早年一首诗，里面有“莫道新朝非旧主”的句子。
有人说，傅山给友人的信里，对朝廷的医政改革表示过赞赏。
还有人说，顾炎武的日记里，记载了康熙南巡视察河工的见闻，评价颇为中肯。
这些传闻起初只是零星出现，后来渐渐多了起来。有人质疑，有人相信，更多的人将信将疑。
张砚在摹形司里，偶尔能听到两个年轻记录员私下议论这些事。他们很兴奋，觉得这是“人心思治”的迹象，连黄宗羲、傅山这样的人都开始转变态度了。
张砚听着，一言不发。
他知道这些“传闻”是怎么来的。每一句诗，每一封信，每一则日记，都是他亲手写下的。那些字句曾经在他笔尖流淌，现在却成了舆论场上搅动风云的利器。
他想起库房里那本笔记上的话：“终不知谁摹谁形。”
他现在明白了。他们摹的不仅是人的形，更是人的名，人的魂。把黄宗羲摹成一个“软化”的黄宗羲，把傅山摹成一个“通达”的傅山，把顾炎武摹成一个“务实”的顾炎武。
而真的黄宗羲、傅山、顾炎武，也许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影子已经被修改、被涂抹，变成了另一个人。
三月十五，吴良给了张砚一个新任务。
“这些是初步表示愿意应召的士人名单。”他递过一份册子，“八十多人。你要做的，是给他们‘画像’。”
“画像？”
“嗯。根据他们的背景、着述、交游，推测他们的性格、弱点、诉求。谁会为了名利而来，谁会为了理想而来，谁可能表面顺从内心不服，谁可能真心归附。”吴良说，“画得越细越好。这是下一步‘规训’的依据。”
张砚翻开册子。第一个名字就是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