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吴良交代的，表示需要特别关注。
但他心里有个疑问：像黄宗羲这样声望卓着、又明显不愿与朝廷合作的大儒，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宽宏？还是……有别的打算？
他没敢深想。
年关前后，衙门放假五天。张砚没回住处，继续在记录室整理资料。两个年轻记录员都回家过年了，整座摹形司空荡荡的，只有他和吴良，还有后院轮值的杂役。
除夕夜，吴良让人备了桌简单的酒菜，叫张砚一起守岁。
两人在吴良的屋里对坐。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爆竹声。
京城禁止民间大肆燃放，但总有人偷偷放几个。
“十年了。”吴良给张砚斟了杯酒，“时间真快。”
张砚接过酒杯。酒是绍兴黄酒，温过的，香气醇厚。“是啊，十年了。”
“这十年，你做得不错。”吴良举杯，“心思细，记性好，嘴也严。司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张砚道了谢，抿了口酒。酒入喉，暖意散开。
“这次博学鸿儒科的事，你怎么看？”吴良问。
张砚斟酌着词句：“工程浩大。三百多人，要一个个查清楚，不容易。”
“是不容易。”吴良放下酒杯，“但必须做。皇上要的，不只是才学之士，更是‘自己人’。你明白吗？”
“明白。”
“不明白。”吴良摇头，“你只明白表面。我告诉你，这次开科，取中的一百人，将来可能有人入阁，有人做尚书，有人放巡抚。他们的学问、能力倒在其次，关键是要可靠。要从小读圣贤书，心里装的却是大清的天下。”
张砚听着。这话说得露骨，几乎不像吴良平时的风格。
“所以咱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一百人，个个可靠。”吴良看着他，“不可靠的，要么筛掉，要么……变得可靠。”
“怎么变？”张砚忍不住问。
吴良笑了，夹了筷菜。“法子多得很。有的人，给点好处就听话；有的人，吓一吓就老实；还有的人……”他顿了顿，“需要下点功夫。”
张砚没再问。他知道“下点功夫”是什么意思。
正月初五，衙门开印。张砚继续整理名单。到正月十五时，已经完成了大半。
这天下午，他在整理一个叫傅山的山西士人资料时，又看到熟悉的情况。
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他被强征入京，但抵死不从，称病不参加考试。最后朝廷无奈，授了他一个“内阁中书”的虚衔，放他回乡。此事当年轰动一时，被视为遗民气节的象征。
这次名单里又有他。
张砚调出傅山的卷宗。摹形司的记录很详细，甚至有一份他当年在京称病时的太医诊案副本——脉象平稳，无大病征，显是托词。
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二年的密报，说傅山回乡后，闭门着述，但与一些“心怀怨望”的遗民仍有书信往来。“其子傅眉，近年渐露头角，交游颇广，需留意。”
张砚把傅山和黄宗羲的卷宗放在一起。这两人情况相似：声望高，气节硬，明显不愿合作。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
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也许朝廷要的，不是他们合作，而是他们“被合作”。通过反复征召，制造一种印象——连黄宗羲、傅山这样的人都接受了朝廷的官职，其他士人还有什么理由抗拒？
这是一种驯服。用荣誉和压力，慢慢磨掉他们的棱角。
或者，还有更深的目的……
正月二十，张砚把整理好的三百多份卷宗交给吴良。吴良花了三天时间一一翻看，最后挑出四十多份，放在一边。
“这些，要重点处理。”他说。
张砚看了看，黄宗羲、傅山都在其中，还有十几个在档案里被标注为“性情偏激”“交游复杂”“家世有疑”的人。
“怎么处理？”他问。
“分几种。”吴良说，“有的，让地方官再去劝一劝，许些好处——比如子弟优先录科，比如家族减免些赋税。有的，让他们的师友去劝，从人情入手。还有的……”他指着最上面几份，“得咱们亲自来。”
张砚看着那几份卷宗。除了黄宗羲、傅山，还有三个人：一个叫顾炎武的昆山人，一个叫王夫之的衡阳人，一个叫李颙的陕西人。都是在遗民中声望极高的。
“这些人，劝不动吧？”张砚说。他知道顾炎武，此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着称，立志不仕二姓，四处游学，行踪不定。
“劝不动，就别劝了。”吴良说，“但要让他们‘看起来’劝动了。”
张砚一愣。
“博学鸿儒科的名单，最终是要公布的。”吴良缓缓道，“名单上有这些人的名字，就是一种姿态。他们来不来，考不考，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人知道，朝廷征召了他们，给了他们机会。至于他们拒不拒绝……那就不一定人人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