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说，咱们摹形司……也参与这个？”
“一直参与。”吴良转过身，“从康熙十八年第一次开科，咱们就在做背景核查。只是那时还浅，主要是看家世、交游、有无反清言论。现在……”他笑了笑，笑容里没什么温度，“现在咱们的手段多了，看得也更深了。”
张砚等待下文。
“明年这次开科，皇上特别交代，要选真正‘心向朝廷’的人。不是表面恭顺，是骨子里认同。”吴良走回桌边，手指点在那份名单上，“所以，咱们的任务就是帮皇上分辨，哪些人是真认同，哪些人是假认同。假认同的，要想法子让他们变成真认同。”
“怎么变？”
吴良看着他：“你觉得呢？”
张砚脑子里闪过那些药缸，那些整齐的复诵声，那些被修改得一模一样的口供。他不敢想下去。
“总之，从明天起，你把手头别的活先放放，专心做这件事。”吴良说，“把这三百多人的背景，一个个查清楚。摹形司的档案，内务府别的衙门的记录，各地密报，都调来看。我要知道每个人的底细——祖上三代，师友关系，写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甚至……做过什么梦。”
最后那句说得轻飘飘的，但张砚听出了分量。
“梦也要查？”
“梦最见人心。”吴良说，“当然，不是真去问人家做了什么梦。是看他们的诗文，看他们的书信，看他们酒后失言时说的话。梦里念着前朝，醒来歌颂本朝，这种人最危险。”
张砚点头。他明白这工作的分量了。这不止是核查，是给三百多人画魂，把每个人的里里外外剖开来，看里面藏着什么。
那天晚上，张砚很晚才离开摹形司。雪还在下，街道上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作响。他走得很慢，脑子里反复想着吴良的话。
“筛选”。
“调整”。
“画魂”。
这些词用在那些即将被征召的士人身上，让他不寒而栗。这些人不是囚犯，不是余党，他们是读书人，是可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朝廷要用他们，也要改造他们？
走到住处门口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康熙十八年那次博学鸿儒科，他帮着整理过资料。那时他刚进摹形司，很多事不懂，只是按吩咐做事。现在回想，当时确实有一些被征召者，在录取前后，言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比如有个叫徐乾的浙江举人，在地方上以狂狷着称，写过不少暗讽时政的诗。但被征召进京后，突然变得恭顺起来，在殿试时写的策论四平八稳，全无锋芒。最后取中，授了翰林院检讨。
当时只当是他识时务，现在想来……
张砚摇摇头，推门进屋。
第二天起，他开始全力投入这份工作。
摹形司的档案室他本就熟悉，但这次要调阅的还有许多别处的资料——内务府下属其他衙门的记录，各地巡抚、总督的密报副本，甚至一些士人私下刊刻的诗文集。吴良给他开了权限，可以调用大部分材料。
工作比他想象的更繁琐。三百多人，每个人都要建立一份单独的档案，记录所有能找到的信息。张砚把记录室的一面墙腾出来，钉上木架，按省份给每个人设一个卷宗袋。
最先整理的是江南籍的士人，占了名单近一半。张砚一份份资料看过去，越看心里越沉。
很多人都有前科。
有的是祖上在前明做过官，家族里还有遗民气节；有的是师从某个拒不仕清的大学者；有的是诗文里偶尔流露出怀旧情绪；有的是和某些“不安分”的人来往密切。
这些在平常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博学鸿儒科这样特殊的选拔里，就可能成为障碍——或者，成为需要“调整”的理由。
腊月廿八，张砚在整理一个叫黄宗羲的士人资料时，愣住了。
黄宗羲，浙江余姚人，是当世大儒，学问、声望都极高。但张砚记得很清楚，康熙十八年第一次开博学鸿儒科时，朝廷征召他，他坚辞不就。为此地方官还受过申饬。
可这次名单里又有他。
张砚调出所有关于黄宗羲的记录。摹形司的档案里，有他一份简略的卷宗，上面写着：“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父尊素，东林党人，死于阉祸。本人师从刘宗周，学问渊博，着述甚丰。然心念前明，屡拒征召。康熙十八年，以母老病辞。地方官报：其志难移。”
“其志难移”。这四个字下面，吴良用朱笔画了道线。
张砚继续看内务府其他衙门的记录。有一份康熙二十一年的密报，提到黄宗羲在余姚讲学，弟子中有数人“言行不谨”，有“非议朝政”之嫌。黄宗羲本人虽未直接议论，但“未尝约束”。
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五年的，说黄宗羲晚年专注于着述，正在写《明儒学案》，梳理有明一代学术源流。“此书若成，恐助长遗民气焰”。
张砚把这些资料归拢，在黄宗羲的卷宗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