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自己现在做的，不就是在涂掉别人的记忆吗？
“发什么呆？”吴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张砚一惊，笔掉在纸上，洒了一团墨。“没……没什么。”
吴良走过来，看着他正在修改的那页。上面划掉了好几行。“这些都要删干净。不要留痕迹。”
“是。”
吴良没走，站在他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难受？”
张砚不知该怎么回答。
“刚开始都这样。”吴良说，语气竟有几分温和，“觉得自己在抹杀人。但时间长了就明白了，我们不是在抹杀，是在整理。把杂乱无章的记忆，整理成有序的档案。就像园丁修剪枝条，去掉杂枝，树才能长得直。”
修剪枝条。张砚看着纸上那些被划掉的句子。那不是一个园丁在修剪树，是一个人在涂改另一个人的一生。
但他没说出来，只是点点头。
吴良拍拍他的肩，走了。
修改工作进行到第九天，张砚遇到了一个难题。
有份记录，编号丁字十一号，是康熙十六年的。里头有一段描述，说杨起隆在举事前夜，独自在院里跪了半个时辰，对着月亮磕了三个头，嘴里念着什么，听不清。
这段描述，在其他三十多份记录里都没有。按规矩，应该删掉。
但张砚提笔时，犹豫了。
他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深夜，破败的小院，一个人跪在月光下，对着不可知的命运磕头。这个画面太具体，太……太像真的。
他翻出原始记录核对。原始记录上确实有这段，字迹潦草，像是审讯者匆匆记下的。旁边还有个小注：“犯人称，此细节唯其一人见。”
只有他一个人看见。
张砚放下笔。如果删掉这段，那么“杨起隆曾跪月磕头”这个事实——如果它是事实——就从世界上消失了。只剩下一个被统一过的、整齐的、没有意外的版本。
他想起库房里那本笔记上的话：“终不知谁摹谁形。”
也许，他们这些记录员，才是真正的“摹形者”。不是用药液和催眠，而是用笔和墨，在纸上“摹”出一个符合要求的历史。
而真的历史，那些零碎的、矛盾的、带着个人体温的记忆，正在被一点点擦掉。
最终，张砚还是划掉了那段。墨汁覆盖了字迹，只留下一团黑。
他觉得自己手上沾了看不见的血。
九月三十，所有修正完成。三十七份记录，现在读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物，同样的细节。像三十七个孪生兄弟。
吴良很满意。“这才像样。”他翻看着整齐的誊本，“混乱是真相的敌人。只有整齐了，才能用。”
才能用。张砚想起那些泡在药缸里的“半成品”。他们就是用这些整齐的记忆浇灌出来的吗？
十月初三，摹形司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是个太监，五十来岁，面白无须，穿着靛蓝绸袍，身后跟着两个小太监。吴良亲自到门口迎接，态度恭敬。
“高公公怎么亲自来了？”吴良躬身。
高公公摆摆手，尖着嗓子：“皇上问起‘朱三太子’案的进展，让咱家来瞧瞧。”他抬眼扫了一圈，“这就是摹形司？看着不起眼嘛。”
“是，简陋了些，但办事还尽心。”吴良引着他往里走。
高公公在前厅坐了，吴良让人上茶。张砚和周伯、陈焕垂手站在一旁。
“皇上说，南巡回来，江南那边安静了不少，这是好事。”高公公抿了口茶，“但南边安静了，北边又不能大意。蒙古、西域，还有台湾刚收回来，各处都得盯着。这‘朱三太子’的案子，拖了这么多年，该有个了结了。”
吴良躬身：“是，正在抓紧办。最近整理了历年口供，统一了版本，接下来就好办了。”
“统一了？”高公公挑眉，“怎么个统一法？”
吴良让张砚把那三十七份修正后的誊本搬过来。高公公随手翻了翻，看了几页，笑了。
“好，好。整齐，看着舒服。”他把册子放下，“可吴良啊，咱家问你——这些口供，现在整齐了，可当初那些犯人，说的真是这些话吗？”
屋里静了一瞬。
吴良顿了顿，答：“回公公，时间久了，犯人的记忆难免有出入。咱们整理，是去伪存真，留下最可信的部分。”
“最可信的……”高公公重复，手指在册子上敲了敲，“是你觉得最可信的，还是皇上觉得最可信的？”
吴良没答。
高公公站起身，踱到窗前。“吴良，咱家在宫里几十年，明白一个道理：有些事，真假不重要，需要才重要。皇上需要江南安稳，南边就不能乱；需要蒙古归顺，北边就得施恩；需要天下人知道前朝余孽已尽，‘朱三太子’就必须死得干干净净，死得让所有人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