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张砚又看见一件怪事。
那是五月初三，皇上召见苏州本地士绅和耆老。召见结束后，吴良带他去观前街一家老字号茶馆，说是听听民间反应。
茶馆里人很多，都在议论白天的事。张砚听到邻桌几个书生在说话，其中一个年轻的说：“今日见了皇上，真是天颜咫尺。皇上问了我一句‘近来读何书’，我答‘在读《通鉴》’。皇上点头，说‘读史好，可知兴替’。”
另一个年长的书生笑：“陈兄真是好福气。不过你说皇上问话时，是不是特别和气？我原本紧张得很，皇上一开口，我就不慌了。”
那姓陈的年轻书生点头：“是，皇上还笑了呢，说我答得实在。”
张砚听着，起初没觉得什么。但听着听着，忽然觉得不对——这两个书生的对话，太……太一致了。
不是说内容一致，是那种语气，那种细节的丰富程度，像是排练过。而且两人说话时，眼神偶尔会飘向同一个方向——茶馆角落里，坐着个不起眼的中年人，正低头喝茶。
张砚记下那中年人的相貌。后来几天，他又在别的地方见过这人两次：一次在玄妙观前，一次在拙政园外。每次这人都在不远处，像是在听人说话，又像是在……观察。
五月初八，皇上离开苏州，往杭州去。路上，张砚终于忍不住，把在苏州茶馆的见闻告诉了吴良。
吴良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觉得，那两个书生有问题？”他问。
“说不上来。”张砚斟酌着词句，“就是觉得……太顺了。像在演戏。”
“那你觉得，看戏的人是谁？”
张砚想起那个中年人。“茶馆角落里那个人？”
吴良点头。“那人叫刘全，是苏州织造府的人。那两个书生，一个叫陈廷玉，一个叫沈明德，都是本地秀才，家境一般，但书读得不错。”
“他们是……”
“他们是‘样板’。”吴良说得很直白，“皇上南巡，要见地方士子，要显示朝廷重文、和气。但真的见谁，说什么，不能完全由着地方推举。得有些……可靠的人，在里头。”
张砚明白了。陈廷玉和沈明德，就是那些“可靠的人”。他们被提前教导过该如何应对，可能连皇上会问什么问题，都有人透露过。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召见时表现得体，给皇上留下好印象，也给其他士子做个“榜样”。
“那他们自己知道吗？”张砚问。
“知道一部分。”吴良说，“知道要好好表现，知道会有好处——可能是个秀才功名，可能是一点资助，也可能是日后仕途上的照应。但他们不知道，教他们的人，是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张砚想起南京那个“周子安”。难道他也是……
“那周子安呢？”他脱口而出。
吴良脸色一沉。“我说了，别提这个人。”
“可他明明……”
“张砚！”吴良厉声打断他，“你记着，你是摹形司的记录员，你的任务是记录，不是追查，更不是质疑！有些线，踩过了，就回不来了！”
张砚闭了嘴。但心里的疑团已经长成了刺，扎得他日夜不安。
五月中旬，御驾抵达杭州。杭州的行程更紧，皇上要视察钱塘江堤，检阅水师，还要去灵隐寺进香。
在杭州，张砚又见了件让他心惊的事。
那是在西湖边，皇上游湖那天。龙船在湖上，岸上百姓围观。张砚和吴良在断桥附近的一处茶楼上，看着湖面。
茶楼里人多，议论纷纷。张砚听见身后一桌人在说话，是几个本地口音的中年人。
其中一个说：“看见没？那个穿蓝衫的，就是前年告老还乡的王翰林。听说皇上这次要起复他，让他去国子监。”
另一个说：“王翰林学问是好，就是脾气倔。当年为‘明史案’的事，差点掉了脑袋。”
“这回不一样了。听说有人给他递了话，让他管住嘴。他也学乖了，你看，今天不是老老实实来了？”
张砚回头瞥了一眼。那桌人穿着寻常，像是普通商贾，但说话的内容，却涉及到官员起复这样的朝廷秘闻。而且语气太过笃定，像是亲眼见过那份“递话”的文书。
他悄悄记下那几个人的相貌。后来在杭州几天，他又在不同场合见过其中两人：一次在知府衙门附近，一次在运河码头。每次他们都在和人低声交谈，神情谨慎。
张砚开始把这几件事串起来：南京的“周子安”，苏州的“样板书生”，杭州这些“知道内情”的商贾。他们之间似乎有种共同的特质——都在传递某种信息，都在影响周围的人，都在塑造某种共识。
而这背后，似乎都有摹形司的影子。
五月廿八，南巡结束，御驾启程回京。回去的路上，张砚一直沉默。吴良也没再给他安排额外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