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河面上的雾气浮在半人高的地方，把停泊的四条平底船船舷打湿了一层。码头上没有人大声说话，只有麻绳摩擦木桩的沙沙声和木桶在船板上滚动的闷响。杨保禄站在栈桥尽头，手里捏着一张羊皮纸，上面是杨定军用木炭画的屋架分解图。图旁边标着编号，从一到十七，每个数字对应一件预制构件。
“十七件屋架，一件不能少。”杨保禄把图纸折好，递给站在跳板上的年轻人，“哈维，到了地方先找阿尔贝托伯爵的人确认地界，石料就地采，不许再从山上运。这三条船卸完货就回，不等人。你在那边至少是半年。”
哈维接过图纸塞进皮筒里。他是老约翰的外甥，今年二十六岁，骨架宽大，两只手因常年握刨子而指节突出。他身后跟着三个木匠，两个是盛京木工房的熟手，一个是老约翰去年收的徒弟，叫埃里希，还不到二十岁，背着一口装满榫凿的皮箱。
“木料都编号了，”哈维说，“舅舅在工坊里试装过一遍，拆开的时候每块都做了记号，到场地上照着号拼就行，不会错。”
杨保禄点点头。他身后的栈棚里，十七件橡木屋架用麻布包着，最长的那根主梁有七步长，短的是柱头和檩条，全部用盛京标准的直榫和燕尾榫预制完毕。这是杨定军坚持的做法——在工坊里把精度问题解决掉，到现场只剩拼装，减少对外地工匠和工具的依赖。
船开了。四条平底船沿着阿勒河往下游驶去，过了莱茵河岔口后转向南，走水路到巴塞尔附近上岸，然后换骡马走罗马古道翻山。
这是盛京第一次往阿尔卑斯山以南运送整套建筑构件。
圣哥达山道的雪在四月中旬开始发软。白天太阳照在山坡上，雪水顺着石缝往下淌，到了夜里结一层薄冰，早晨再化，山道变成一条滑腻的泥浆沟。哈维的骡队一共十二头骡子，每头驮三百斤左右。最长的那根主梁没办法拆解，只能用两辆板车前后架着，由四头骡子牵引。
山道最窄的地方刚够一辆板车通过，左侧是石壁，右侧是陡坡，坡底下是融雪涨水的溪流。埃里希在前面牵领头的骡子，手里的缰绳绷得笔直。他不敢看右侧，只管盯着骡子耳朵的摆动。
“停下。”哈维在板车后面喊了一声。
前方山路塌了一截。不是大面积塌方，是冬天冻胀把三块脸盆大的石头拱到了路中央，板车轮距过不去。哈维从骡子背上取下铁橇棍，两个木匠跟着他把石头一块块撬到内侧崖壁下。最小的那块也有八十斤重，三个人咬着牙搬，石头落地时砸进泥里，溅起的冰碴子打在腿上。
主梁太长，转弯时车尾扫到了外侧的路沿，一根固定绳索被石头磨断了。哈维听见身后传来木头顶住石头的摩擦声，立刻扑过去用肩膀顶住板车尾部。
“拉住骡子！别让它往前挣！”
埃里希死命拽住头骡的缰绳。另外两个木匠从前面跳下来，用提前砍好的木楔子垫在车轮后面。哈维的右肩顶着冰冷的橡木梁，脚底的泥在打滑。他数了五下，等前面的人把楔子打实了，才慢慢松开。
主梁尾部被擦掉了一块皮，露出浅色的木质。哈维举着火把检查——不影响结构，但防水漆破了。他让埃里希从驮筐里取出盛京带来的桐油和麻布，把伤口裹上。
“到山顶还有多远？”埃里希问。
“两天。”哈维把油布裹紧，“今晚在前面那块突出的大石头下面宿营。把木料都用油布盖严实，山上夜里有雪。”
他们一共走了八天。第八天傍晚，骡队翻过最后一道山脊，脚下骤然开阔。南坡的山势平缓下来，雪线消失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被春雨洗成深绿色的坡地和远处一片展开的蓝灰色水面。
科莫湖狭长如一片被山脉攥住的柳叶，北岸是几乎垂直的石崖，南岸稍缓，东岸有一块被湖水冲积出来的平地。阿尔贝托伯爵划给盛京的地界就在东岸中段，离湖边大约三百步，地势略高，背后是一片栗子林，面前能望见湖对岸的蜿蜒山影。
哈维让骡队在林子里停下。他走到空地上，用脚踢开枯枝和落叶，露出下面的灰黄色土壤。土质紧实，不沙不黏，是盖房子的好底子。
第二天，他带着埃里希去找阿尔贝托伯爵在湖边庄园的管事。管事是个五十来岁的伦巴第人，叫奥尔多，会说几句日耳曼口音的拉丁语。奥尔多带他们实地走了一圈地界：从湖边那条碎石路往栗子林方向走三百二十步，立界石；往西到那条干涸的冲沟，是第二条边。地不大，但够建一座带阁楼和地下储货间的货栈，外加一个能拴八头骡子的厩棚。
“伯爵说了，”奥尔多用脚尖点了点地面，“三年不收地租。三年后按这片地收成的市价折算。但有一条——房子盖起来之后，外墙不能涂你们北方的颜色，要涂成跟我们这里一样的赭石红灰。”
哈维答应了。他本来也没打算把盛京那套青灰配色搬到伦巴第来。在别人的领地上建前哨，第一件事就是别太扎眼。
四月十六，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