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码头上同时泊着好几条船。科隆卢德格尔的平底货船停在最里侧，船工蹲在船头啃干粮，已经等了整整两天，啃完干粮就抬头往货栈方向看一眼。
米兰吉拉尔迪的窄身快船泊在旁边，船主嘴角起了两个泡，说话时嘴角不敢张大，急了就用手比划。还有两条巴塞尔迈尔代发的接驳船漂在河对岸的临时泊位上，船工每晚蹲在船舱里烤火，火光透过船板缝隙一闪一闪。
杨保禄站在码头边，河风吹过来把他的袍角掀得啪嗒响。老乔治拿着货单走过来。
“堆不下了。”老乔治把货单递给他，烟斗叼在嘴里没点火。“码头的货栈已经满了，新到的硫磺袋子只能临时码在储料窖外面，用油布盖着。连货棚底下都塞满了等着装船的细布和蓝玻璃。装船的顺序本来按先来后到排的，但米兰那个船主连着两天堵在你院子外面，说他晚回去一天吉拉尔迪就要付违约金。”
“科隆那边呢？”
“科隆的人倒没堵门口。但卢德格尔的信每天早上准时送到。”老乔治从怀里掏出今天早上刚到的信，信封上沾着几滴船底污水溅上来的河泥。“这是今天的。措辞比昨天重。”
杨保禄拆开信。卢德格尔的字比以前潦草了不少，写的是科隆城里伯爵府的人亲自上门催军服料子，说只要盛京的白细布，别家的布他们看都不看。信末加了一句：老伙计，我知道你那边也紧，但这批货要是断了，我在科隆码头站了二十年的招牌就砸了。
“把卢德格尔、吉拉尔迪和博杜安的合同都找出来。”杨保禄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转身往内城走。“今晚之前，我要在三份合同上做个决定。”
三份合同摊在内城院子里的石桌上时，天已经擦黑了。诺力别在石桌上点了一盏油灯，灯芯拨短的，火苗稳稳当当。石桌旁边那棵桃树的枝头刚冒出米粒大的新芽，在夜风里轻轻晃。
博杜安的合同字大墨浓，去年签的，条款很清楚：一年八百匹，分四季交货，每季两百匹。违约罚金写得明明白白——迟交一季，罚金翻倍。
这是盛京所有老客户里最大的一张长期单，博杜安在布鲁日的货栈专门留了一整间仓库给盛京细布。如果断供，仓库空了是小事，他在布鲁日商人行会里的脸面就全砸了。
卢德格尔的合同是老乔治还是壮年时就开始做的，纸张边缘都磨起了毛。中间几次提价都是在科隆那间酒馆里喝着酸葡萄酒谈下来的，从来没有上过正式违约条款。杨保禄把合同拿起来，手指在纸上轻轻按了按——没有罚金条款，只有一行行手写的交货记录。
吉拉尔迪的合同最厚。里面缠着硫磺供应、钴料供应、蓝玻璃独家代理、伦巴第关税代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翻开来，吉拉尔迪那笔花哨的意大利体拉丁文横七竖八地爬满了好几页。
杨保禄让诺力别去叫杨定军。杨定军从水力工坊过来，围裙上沾满刚锉下来的铁屑，手里端着一个小铜碗，碗底泡着几个刚从纺车上换下来的磨损锭子轴承，浸在机油里。
“你看看这三份合同。”杨保禄把石凳上的杂物挪开让他坐下。
杨定军把小铜碗放在脚边，接过合同逐页翻看。看了好一阵子，他把合同放下，从碗里捞出一个小铜套，在手指上慢慢转着。
“要是只做这三家，产能刚好够。但现在的单子不止这三家。”他把铜套搁在石桌上，“有几个施瓦本方向来的小领主，派管事直接带银币住在巴塞尔催货。他们是新客户，没签长期约，价钱出得比老客高两成。”
“高两成是多少？”
“不多。但放在一季的货量上，够给漂白车间换一套新石灰槽。”
杨保禄的手指在石桌边缘轻轻敲着。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晃了一下，他的影子在墙上跟着晃。
“新客户的价高，拿过来就是利润。但接高价单就得插队，老客的货就得往后挪。”他把博杜安的合同从最上面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老客之所以是老客，不是因为他们出价最高。是因为他们年年都来。当年我们的细布还没打出名气，卢德格尔是第一个在科隆码头把盛京细布摆在最显眼位置的商人。博杜安是第一个把我们卖到北海沿岸的人。吉拉尔迪不光是客户——他是硫磺和钴料的来源。没有他的硫磺，漂白车间一个冬天都撑不过。”
杨定军把铜套放回碗里，点了点头。
“定下来吧。”杨保禄把三份合同并排摆在石桌上。“博杜安的量最大，契约最严，违约代价最高。他的货优先装。”
“卢德格尔没有违约条款，但他催得最急。”
“卢德格尔排在第二位。量大不如博杜安，但码头上可以专门抽几条小船跑科隆快线，发船频次加密。”杨保禄把卢德格尔那份磨毛了边的合同放在博杜安合同的旁边，“吉拉尔迪的货排在第三。他那边硫磺运过来也需要回程装货空间，两边排期正好对上。施瓦本方向的新客户排在最后。价高但量小，用骡马驮队在苏黎世方向解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