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做！”黄蓉坚定地说，“天幕降临，本为普惠众生。若知识被少数人垄断，与天幕初衷相悖。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己所能，打破这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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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郭靖黄蓉的主持下，一套名为《天幕启蒙》的简易教材开始编纂。内容包括：常用天幕数字和算学符号、基础力学原理图解、常见疾病防治常识、简易农具改良方法、基础法律概念……
教材力求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甚至考虑到了不识字的人可以通过看图理解。印刷则由襄阳自建的简易印刷坊完成，成本压到最低。
消息传出，各方反应不一。普通百姓欢欣鼓舞，保守学者激烈反对，而慕容复和伯颜则陷入了沉思——他们既看到了普及知识的价值，也担心这会动摇现有的统治基础。
知识的民主化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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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仰体系的重构危机
技术爆炸和知识普及，对传统的信仰体系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当自然现象可以用“力学原理”、“化学反应”来解释，当疾病可以用“细菌致病”、“对症下药”来治疗，神灵的位置在哪里？
江南某县城，城隍庙前。
一场激烈的对峙正在发生。一方是县衙组织的“防疫队”，他们按照天幕传授的医学知识，要求清理城隍庙周边的污水沟、焚烧病死动物的尸体、对病患进行隔离。
另一方是当地的乡绅和庙祝，他们坚决反对：“城隍庙乃神明居所，岂容尔等擅动？疫病乃天罚，唯有诚心祷告，方能消灾！”
防疫队长是个年轻人，他试图解释：“各位乡亲，疫病传播是因为‘细菌’——就是天幕说的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清理污水、焚烧尸体、隔离病人，是为了阻止细菌传播，这是最有效的防疫方法！”
“胡说八道！”一个老秀才怒斥，“什么细菌？分明是渎神之语！自古以来，遇瘟疫则求神拜佛，哪有你们这般胡来的！”
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县令不得不亲自出面，一面安抚乡绅，一面强令执行防疫措施。结果，采取了防疫措施的街区，疫情确实得到了控制；而坚持传统做法的街区，病死率是前者的三倍。
事实胜于雄辩。类似的案例在各处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动摇：
· 以往遇到旱灾，要求雨；现在知道可以修水利、挖水井；
· 以往遇到蝗灾，要祭虫王；现在知道可以通过深耕、放鸭等方法防治；
· 以往生病，主要靠求神问卜、喝符水；现在知道可以找医生、用药石。
这不是说信仰完全消失了，而是它的功能发生了转移。人们不再将一切希望寄托于神明，而是开始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运用正确的知识和方法，可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这种转变是渐进而深刻的。在民间，出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信仰态度：神可以拜，但事也要自己做；既祈求神明保佑，也学习天幕知识。
一个老农的话很有代表性：“拜菩萨是求心安，学天幕是求实利。两者都要，日子才能过好。”
但对于传统的宗教组织来说，这种转变带来了生存危机。香火钱减少，信众的虔诚度下降，年轻一代对教义的兴趣远不如对天幕知识的热情。
一些开明的宗教人士开始主动调适。某位道长在讲经时说：“道法自然，天幕揭示的自然规律，正是‘道’的体现。学习天幕知识，即是参悟大道。”
某位高僧则说：“佛度有缘人，天幕传播知识，亦是度人之法。二者殊途同归。”
但这种调适能走多远，能否真正解决信仰体系的深层危机，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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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值评价体系的转移
最深层次的变化，发生在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上。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序列，正在被新的标准冲击和重塑。
金陵，秦淮河畔的“才子宴”。
这是江南文人一年一度的盛会，往年都以吟诗作对、品评书画为主。但今年的宴会，气氛有些不同。
宴席过半，主持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翰林，按照惯例提议：“诸位，何不以‘秋月’为题，各赋诗一首？”
多数文人纷纷响应，但坐在下首的几个年轻人却面露难色。其中一个起身拱手：“老先生，晚生近日忙于研究‘流体力学’在漕运改良中的应用，诗才荒疏，恐怕难以献丑。”
此言一出，满场寂静。
老翰林皱了皱眉：“赵生，你也是两榜进士出身，怎可如此荒废文采？”
赵生坦然道：“老先生，非是荒废，而是觉得有更紧要之事。如今天下剧变，漕运关乎国计民生。若能改进运输效率，节省一分人力物力，便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比起几首吟风弄月之诗，晚生以为此事更为重要。”
这番话引起了激烈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