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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扩散的加速与变异
技术突破的成果一旦诞生，就如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在传播与应用过程中不断演化、变异，远远超出最初创造者的设想与控制。
江南，某私营铁匠坊。
坊主刘大锤端详着手中刚刚完成的火铳，与官府制式的“吴一式”火绳枪有七分相似，却有三分不同——枪管更短，重量更轻，还增加了一个简陋的折叠支架。
“东家，咱们这么改，官府知道了会不会……”徒弟有些担忧。
刘大锤咧嘴一笑：“怕什么？天幕说了，‘格物致知’，就是鼓励琢磨、改进。官造的火绳枪太重，步兵用着还行，骑兵根本没法用。我这就把它改短改轻，再加个支架让骑兵能在马上架着瞄准。这叫‘改良’，不叫‘违制’。”
他将火铳交给一旁等待的客户——一个来自江北的马帮头领。对方掂了掂重量，满意地点点头，递上一袋银子。
“刘师傅手艺好，脑子活。我们跑马帮的，最怕遇见劫道的。有了这个，三五个人就能对付十几个土匪。”
类似的“民间改良”在各地悄然进行。工匠们根据天幕传授的原理，结合自身经验和客户需求，对官方的标准设计进行着各种“魔改”：
· 江南水乡的工匠将火炮小型化，装在渔船上，成了“水上霹雳炮”，既能防海盗，也能……顺便“清理”一下竞争对手的渔船。
· 北地的猎人将火绳枪改造成猎枪，增加了准星和更长更直的枪管，射程和精度都有提升。
· 甚至有人尝试将火药与传统的弓弩结合，造出了原始的“火箭”和“爆炸箭矢”。
技术的扩散已如决堤之水，无法阻挡，更难以规范。每一个掌握基础原理的工匠，都可能成为创新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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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思潮的“实践转向”
随着技术成果的不断涌现，思想界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从纯粹的学术争论，转向更具实践性的“经世致用”。
南京国子监，一场特殊的辩论会正在进行。
辩题不再是抽象的“理气之辨”，而是具体的“火器营当独立成军，还是隶属各卫所？”
正方代表是年轻的监生陈子龙：“火器作战与传统战术迥异，需专门训练、专门指挥、专门后勤。若分散各卫所，必成鸡肋。当效仿北元‘神机营’，独立建制，专司火器！”
反方代表是兵部老主事：“祖宗法度不可轻改！火器虽利，终是辅助。若独立成军，必与各卫所争权夺利，扰乱军制！”
双方争论激烈，但焦点始终围绕实际问题：编制、训练、指挥、后勤、经费……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具体的解决方案，而非空泛的道德说教。
台下，不少监生认真做着笔记。一个年轻学子对同伴低声道：“以前总觉兵事粗鄙，如今看来，其中学问精深，不下于经史。”
他的同伴点头：“天幕讲‘致知在格物’，真知必源于实践。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这种“实践转向”在思想界蔓延开来。士子们开始关注实务：
· 研究天幕经济学的，开始分析江南市舶司的关税数据，提出改革建议；
· 研究律法的，开始搜集各地判例，比较不同官员的断案思路；
· 甚至研究格物的，也走出书斋，到工坊、农田实地观察，与工匠、农人交流。
“实学”之风兴起。一批既通经典又懂实务的“新式士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不再满足于科举入仕的单一途径，有的进入工部、户部等实务部门，有的投效军中担任幕僚，有的甚至自己兴办实业。
张溥——这位复社领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当今之世，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吾辈读书人，当以天下为己任，以实务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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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力结构的“技术赋能”重塑
技术不仅改变了战争和生产的形态，更深刻地改变着权力运行的方式和格局。
姑苏，吴王府新设立的“机要通讯司”。
这间戒备森严的大殿内，没有文牍堆积，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沙盘和墙上密密麻麻的信号旗语对照表。十几名经过特殊训练的“信号官”轮班值守，随时接收和发送信息。
“庐州急报：吕文将军部已击退北元试探性进攻，毙敌二百余，缴获战马五十匹。我军伤亡三十七人。”
“江防水师报：于长江口遭遇不明舰队，疑为弗朗机人与倭寇混合编队，已展开交战。”
“天工坊报：‘雷霆二号’火炮试射成功，射程达三百步，精度提升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