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睿涵凭借其亲和力与对农事的了解，很容易便与老农们打成一片。他蹲在田埂上，抓起一把略显贫瘠的泥土，仔细捻着，听着老农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语诉说着往年收成的好坏，哪种稻子耐旱，哪种麦子怕涝，哪年风调雨顺，哪年颗粒无收。他听得认真，不时追问细节，从土壤的墒情到肥料的施用，从播种的深浅到收割的时机，仿佛要将这千百年来积累的农耕经验都吸纳进去。
刘菲含则更专注于数据的收集和样本的观察。她随身带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笔记本，用炭笔仔细记录着不同村庄主要种植的稻种、麦种的名称、特性、生长期和平均亩产。她注意到，即便是同一地区，不同农户种植的同一种作物，在株高、穗型、颗粒饱满度上也有细微差异。她小心翼翼地收集那些看起来穗子稍大、颗粒稍多或者植株更健壮的单株稻穗或麦穗，用油纸包好，贴上标签，注明采集地点和特征。她的目光锐利，不放过任何一点可能具有育种潜力的自然变异。
白诗悦和袁薇负责整理大量的访谈记录和收集到的民间种植经验、土法。她们将老农们口耳相传的农谚、看云识天气的窍门、防治害虫的土方一一记录下来，并尝试用更系统的方式归类。白诗悦心思细腻，字迹娟秀，将杂乱的访谈内容梳理得条理清晰；袁薇则发挥其组织能力，为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建立索引，便于日后查阅。她们还时常走访农户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亲眼见到了在贫瘠土地上挣扎求生的艰辛，听到了因歉收而被迫卖儿鬻女的惨事，触摸到了那因为长期饥饿而瘦骨嶙峋的手臂，这一切都深深刺痛了她们，也更加坚定了她们改良农业的决心。
刁如苑以其文创工作者的细致和艺术敏感，承担起了绘制精细作物图谱的任务。她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勾勒，而是力求真实、精准地再现不同作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形态特征——根系的分布、叶片的脉络、茎秆的节间、花序的结构、籽实的形态。她用细腻的笔触，辅以淡彩，将一株株稻、麦、豆、黍描绘得栩栩如生，旁边还标注上详细的尺寸和特征描述。这些图谱不仅是珍贵的科研资料，其本身也具备了相当的艺术价值。
董小倩则协助管理整个调研团队的行程、物资与地方士绅的联络。她性格爽利，处事干练，将一行人的食宿行止安排得井井有条，确保了调研工作的顺利进行。遇到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士绅前来拜访或打探，也多由她出面周旋，既不失礼数，又能巧妙地保护他们的研究不受过多干扰。
为了获得更全面的了解，他们甚至不辞辛劳，远赴山东、河南等农业大区考察。沿途所见，并非总是田园牧歌。黄河沿岸的盐碱地、山区贫瘠的坡田、因水利失修而时涝时旱的洼地……种种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赤裸裸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在一次山东之行的傍晚，他们投宿在一个刚经历春荒的小村庄。村里孩童大多面有菜色，衣衫褴褛，一位老妪颤巍巍地端出招待贵客的，也只是掺了大量野菜和麸皮的稀粥。望着老妪浑浊眼中那近乎麻木的无奈，以及孩子们捧着粥碗时那渴望的眼神，所有人都沉默了。
刘菲含紧紧攥着记录数据的笔记本，指节发白；戚睿涵深吸一口气，望向远方暮色中沉寂的田野，目光更加坚定；白诗悦和袁薇悄悄别过脸去，擦拭眼角；刁如苑的画稿上，除了作物，也多了几笔这些瘦弱村民的身影；董小倩默默地将自己随身带的干粮分给了围过来的孩子们。
“必须要让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当晚，刘菲含在摇曳的油灯下，对着摊开的数据和图谱，声音低沉却异常坚定，“不能再让百姓靠天吃饭，不能再让这样的惨状年复一年。”
与此同时，他们也多次前往工部辖下的军械局以及京营火器库考察。在那里，他们仔细对比了顺军制式的火铳、火炮与缴获的沙俄火器。军械局内炉火熊熊，锤打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煤烟、金属和油脂的气味。刘菲含甚至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她珍藏的、来自现代、以这个时代难以理解的材质和精度绘制的枪械结构原理图鉴。戚睿涵、董小倩以及对此也表现出兴趣的刁如苑和她一起，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与军械局内几位经验丰富、思想不那么守旧的工匠大师傅进行探讨。
他们分析燧发机构相较于火绳机构的优势——不受天气影响，射速更快，但对其弹簧钢的材质和击发可靠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们讨论枪管镗床精度的重要性，如何确保内壁光滑笔直以增加射程和精度，但现有的水力或人力钻床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他们研究火药颗粒化、标准化的配比与生产工艺，试图提高威力和燃烧稳定性，但这又涉及到纯化技术和安全生产的难题。
每一次探讨，都伴随着工匠们时而恍然、时而困惑、时而为难的表情。火器改良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涉及冶金、加工精度、化学工艺乃至整个工业基础的提升，非一朝一夕之功，他们只能先将思路、图纸和初步改进建议留下，嘱托工匠们慢慢试验摸索。这个过程缓慢而充满不确定性，与农业领域可能带来的立竿见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