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略微停顿,见郑芝龙目光闪烁,手指敲击扶手的频率似乎慢了一丝,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便继续深入,语气更加恳切:“总兵是历经风浪、洞察世情的明白人。试想,若执意顽抗下去,结果将会如何?大顺兵精粮足,士气正盛,携席卷大半个中国之威,一旦强攻,福建必是战火连绵,城郭毁损,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总兵麾下儿郎虽勇,战舰虽利,可能确保每一处港口、每一座坞堡、每一寸家园都不失守?郑家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偌大基业——那无数的商船、遍布沿海的码头、堆积如山的货殖、通往四海的信誉与网络——可能禁得起这场旷日持久兵燹的摧残?届时,恐怕数代人心血,毁于一旦,总兵纵有冲天之志,亦难回天矣。” 戚睿涵的话语如同重锤,一下下敲在郑芝龙内心最敏感、最担忧的地方。
郑芝龙沉默着,脸上的肌肉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这些利害关系,他自然早已在夜深人静时反复权衡过无数次。戚睿涵的话,不过是把他内心的隐忧赤裸裸地摊开在了阳光之下。
见时机成熟,戚睿涵话锋一转,开始描绘另一幅图景,语气中也带上了几分引导性的热切:“反之,若总兵能顺天应人,洞察时务,举福建全省水陆官兵归顺大顺,则于国于民于己,皆有大利。于国,可免刀兵之祸,使八闽百姓早得安宁,恢复生产。于民,可迅速结束动荡,重享太平盛世。而于总兵自身及郑氏家族……”
他刻意放缓了语速,一字一句,清晰无比:“永昌皇帝胸怀四海,志在混一宇内,求贤若渴,尤重如总兵这般能纵横万里海疆的栋梁之才。陛下曾对晚辈言,若得郑总兵倾心相助,非但保留总兵一切原有官职、部众、辖地,更将委以重整大顺水师、总督东南沿海一切海防事务之重任,倚为海上干城。至于郑家海上贸易,朝廷不仅不会横加干涉,反会鼎力支持,给予官方便利,签发特许,助郑家商船通行东西二洋,货殖天下,其利更胜往昔。总兵之抱负,岂止于这东南一隅之海?难道不想在新朝之下,凭借朝廷之力,建立一番更伟大的海上功业,让郑家之名,真正与国同休,永享富贵荣华吗?”
“与国同休……”郑芝龙低声重复了一句,眼神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波动与向往。纵横半生,他追求的早已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稳固的权势地位和家族的永续昌隆。大顺开出的条件,不仅保全了他现有的一切,更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合法且强大的平台去拓展未来,这确实击中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渴望。
就在这时,书房一侧的雕花木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身着和服与汉服混合样式衣裙的温婉女子步履轻盈地走了进来,她身后跟着一位年纪虽轻却眉宇间已具英气的青年。正是郑芝龙的日本妻子田川松(日籍,亦名翁氏)和其长子,年轻却已显露出不凡气度的朱成功。
田川松向戚睿涵二人微微颔首致意,姿态优雅,随即走到郑芝龙身边,柔声开口道:“夫君,妾身在门外隐约听到一些。这位戚公子所言,细细思之,不无道理。如今局势,确如累卵,一步行差踏错,可能满盘皆输。家族之安危,数千追随我郑家儿郎的生计与前程,还有这沿海万千依靠海上贸易为生的百姓,远比那虚无缥缈、早已名存实亡的忠君名节,更为实在和紧要。”
青年朱成功也上前一步,他虽然面容尚带稚嫩,但目光清澈而坚定,朗声道:“父亲,孩儿以为,母亲所言极是。大明气数已尽,观其末年乱政,乃至弘光移驾北京后之倒行逆施,天下有识之士早已离心。李自成能驱除鞑虏,能得诸多省份民心归附,必有其过人之处与民心基础。我们郑家立足海上,靠的是审时度势,灵活应变,保全实力以图发展。若能顺势归顺大顺,既可保境安民,免八闽遭战火涂炭,又能延续甚至壮大我家海上权威,在新朝中获得更稳固的地位与支持,此乃兼顾家国大义与家族利益之明智抉择。若仅为恪守一‘忠’字虚名,而耗尽家底,让追随我们的将士百姓白白牺牲,让这繁华的安平港化为焦土,岂非成了不仁不义、徒逞匹夫之勇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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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看着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妻子,又看了看自幼便显露出非凡志气与见识的长子,再瞥了一眼身旁同样面露赞同之色、掌管部分军务的弟弟郑鸿逵,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和对“背叛”名节的顾虑,也开始剧烈地动摇、瓦解。
他长叹一声,那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