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熟悉每一片白桦林，每一条冰封的河道，每一个野兽行走的隐秘小径。如今，他们将世代相传的、用于生存的狩猎技艺，全部转向了驻防的清军和那些助纣为虐的本地旗丁。冷箭从密林深处、雪堆之后无声无息地射出，精准地命中巡逻清兵的咽喉或眼眶；落单的清军哨探，时常莫名失踪，数日后才被发现冻毙于偏僻的雪坑，或是被饥饿的狼群啃噬得只剩骨架；运输粮草、军械的骡马小队，不时在狭窄的山道上遭到突如其来的袭扰，滚木礌石从天而降，箭矢如雨，物资被夺，人员非死即伤。
这些部落勇士的行动，虽无严整阵型，却灵活机动，狠准异常，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神出鬼没，搅得清军在东北的统治根基剧烈动摇，驻防八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得不分派本就紧张的兵力四处弹压，疲于奔命，极大地牵制了清廷在北方的力量，使其难以全力南顾。
而在渤海、黄海乃至东海那浩瀚无垠的海面上，日本的舰队也展现了其承诺的分量，加入了这场决定东方命运的海上角逐。 德川幕府既然决定打破二百余年的锁国，与南明互通贸易，共抗清虏，便不再留手，派出了其精锐的水军力量。
其战船体型或许不及郑芝龙部分仿西洋式的巨型炮舰，但设计精良，结构坚固，水手操舟技术娴熟，尤其火炮铸造技术和射击纪律，经过长期发展，颇有独到之处。由幕府水军将领统率的舰队，悬挂着鲜明的“丸十字”战旗，如同嗜血的鲨群，主动在海上寻歼清军水师。
尚可喜、耿继茂麾下的水师，在福建沿海已多次吃过郑家海商武装的亏，损兵折将，如今又遭这支风格迥异、战术凶狠迅捷的日本舰队截击，更是雪上加霜。
几场激烈的海战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演。日本战船往往利用其相对小巧灵活的特点和操帆技术，逆风能力较强，善于利用风向和洋流，迅速抢占上风位（T字横头优势）。接战时，他们并不追求贴身肉搏，而是利用其射速更快的轻型火炮和训练有素的炮手，采取迂回包抄、集中火力精准打击敌舰舵楼、桅杆帆缆和甲板人员的战术。
一时间，海面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清军水师战船普遍笨重，转向不便，战术呆板，多依赖接舷跳帮，在日舰灵活的机动和密集炮火下，接连败绩。一场大战后，海面上漂浮着清军战船的破碎木板、断裂的帆缆和挣扎呼号的水兵，而日本舰队则井然有序地集结，如同完成了一次狩猎的狼群，从容撤离战场，继续在其控制的航线上巡航，耀武扬威。
这几场关键海战下来，清军水师损失惨重，数艘主力战船被击沉或重创，本就脆弱的制海权进一步丧失。通往朝鲜、日本的航线几乎被彻底切断，来自海上的物资补给和情报传递变得异常困难，来自海上的威胁大为减轻，东南沿海的压力骤减。
得以喘息、并获得更多信心的朝鲜军，在李淏政权的主导下，更无后顾之忧地在中朝边境地区持续施加压力，不断派出小股精锐部队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袭扰辽东清军侧翼，破坏驿站，焚毁粮草，与东北各族义军在白山黑水间的反抗活动隐隐形成了东西呼应、夹击辽东的清军之势。
抗清大势，正如戚睿涵在檄文中所期盼、所预言的那样，从内陆到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乃至遥远边陲，已成燎原烈火，势不可挡。历史的潮头，正在艰难地扭转方向。
关中的早春二月，风仍带着料峭寒意，但吹拂在挺进中的顺军将士饱经风霜的脸上，却带着一股破冰般的、令人振奋的决然热气。 官道两旁的田野，依旧大面积荒芜，裸露着黄褐色的土地，但仔细看去，一些耐寒的野草已顽强地钻出了尚未完全解冻的土层，星星点点地点缀着些许绿意，昭示着生命的韧性。
戚睿涵与吴三桂、孙世瑞并肩策马，行进在通往西安的、夯土坚实但车辙深陷的官道上。身后，是历经河南府血战补充休整后，重新焕发出锐气的关宁铁骑，以及大顺军的主力步卒。
队伍蜿蜒如不见首尾的长龙，各式旌旗在干燥的寒风中猎猎作响，刀枪剑戟在稀薄的阳光下反射出冰冷的金属光泽，沉重的、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和沉闷如雷的马蹄声敲打着大地，扬起的尘土如同黄色的薄雾，弥漫在队伍上空，带着一股无可阻挡的铁血气息。
空中，张晓宇为清军打造的“飞机”威胁虽然并不多见——那些精贵且数量稀少、保养困难的玩意儿，似乎更多地被清廷投入了应对南明正面战场的战线，或是用于保卫北京畿辅重地，但顺军斥候依旧时刻警惕着天空。所有人都清楚，西安、延安作为故都重镇，西北的战略支柱，清军必以最精锐的兵马和那些骇人的新式火器据守。尤其是西安，城高池深，墙垣经过多次加固，配备了数量可观的重炮，将是他们出关以来最硬的一块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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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头，清军守将早已得到预警，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