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对不同等级的种族分别制定法律和管理体系，例如欧洲人适用荷兰本土的法律，外来东方人在商业和财产方面，必须遵守荷兰的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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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婚姻和继承等事务上，允许他们沿用自己的习惯法，爱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是大清律例，还是自家宗族的规则，请随意。
本地居民和劳工，必须出台一个严苛的，强制管理的单独法律！
这项工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战略意图。
德利的叛乱，暴露了殖民政府对华人社群内部情况的惊人无知。
他们不知道那些苦力从何而来，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何种联系，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严密的监视下组织起来的。
而这场在爪哇进行的清查，正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今天，他们用这套来管理爪哇人。
明天，当苏门答腊的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就会将这套更严酷的枷锁，套在每一个幸存的华人脖子上。
暴力可以摧毁反抗者的肉体，但只有这无孔不入的掠夺体系，才能真正地囚禁他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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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利的烟草田，在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后，变成了一片荒芜。
那些曾经被精心照料、价值连城的烟草植株，如今或被烧成焦炭，或在无人打理的田地里腐烂，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
德利公司的损失是灾难性的。
仓库被毁，设备被砸，但最致命的，是劳动力的彻底真空。
那些曾经像牲口一样被驱使的华工，如今或死于战乱，或逃入丛林加入了叛军，或被荷兰人自己关进了华人区的囚笼。
没有了这双创造财富的手，德利公司，这个曾经的利润巨兽，就成了一具空壳。
在阿姆斯特丹股东们的疯狂施压下，一个迫切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寻找新的、更“温顺”的劳动力，来取代那些“开始学会反叛”的华人。
目光，最终还是投向了爪哇。
雅各布·德容，德利公司一位精明强干的地区代理，被赋予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带着一箱子荷兰盾和几名助手，从满目疮痍的棉兰，登上了前往爪哇的轮船。
他的使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公司招募到至少五千名愿意前往苏门答腊的爪哇苦力。
见鬼了，这怎么可能？
德容的招工之旅，从爪哇中部的乡村开始。
这里人口稠密，土地贫瘠，许多农民在殖民政府的强迫种植制度下挣扎求生，生活极度贫困。
德容来这之前还以为，这里应该是招募廉价劳动力的理想之地。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
“去苏门答腊？不，不，先生。”
村长，一边恭敬地接过德容递上的雪茄，一边连连摆手，
“那里的林子里有老虎，有瘴气，还有吃人的巴塔克。我们爪哇人，离了家乡的稻田，活不成的。”
德容很快意识到，
尽管爪哇的人口在快速增长，但大多数爪哇农民对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抵触。
他们宁愿在熟悉的贫困中挣扎，也不愿去一个充满未知危险的陌生岛屿。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荷兰人充满了不信任。
德容那些关于“丰厚薪水”和“美好生活”的承诺，在他们听来，不过是又一个骗他们去送死的谎言。
德容的招工队在乡间处处碰壁。
他派出去的本地招募代理人，常常被村民们用石头和锄头赶出村子。
“他们认为我们是人贩子。”
一位鼻青脸肿的代理人向德容抱怨道。
就在德容一筹莫展之际，殖民政府在年底强制颁布了的一项新法令，《苦力条例》。
这项法令，脱胎于香港华人总会提出的契约劳工制度，它规定，公司可以与劳工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期间，公司必须提供食宿和基本医疗。
但同时，法令也赋予了雇主巨大的权力，其中最核心的，便是惩罚条款。
根据这一条款，任何劳工在合同期内如果试图逃跑、怠工或“不服管教”，雇主有权对其进行惩罚，包括罚款、鞭打，甚至送交殖民法庭判处监禁和强制劳动。
这等于用官方法律的形式，将契约劳工的地位，从自由人，降格为一种介于奴隶与囚犯之间的存在。
尽管，之前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奴隶，但是从来没有任何条文和法律支持种植园主随意惩戒。
德容不知道为什么殖民政府如此强硬，但他立刻意识到，这项法令颁布之后，他不可能再招募到任何一个自由民。
他不再试图用虚无缥缈的承诺去说服那些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