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这样的成功，他只抓到了一次。
马六甲海峡的走私贸易，早已形成一个成熟而高效的网络。
其背后的利润，高到足以让无数亡命之徒铤而走险。
正如亚齐战争期间，槟城和新加坡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向亚齐人走私军火一样，德利的叛乱，也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利润更为丰厚的市场。
荷兰人的海上封锁，非但没能切断叛乱者的补给，反而因为增加了风险，推高了军火的价格，让这条血腥的贸易链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走私贩子在高额的运输价格面前更加疯狂，甚至已经杀掉了不少船队的爪哇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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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门答腊的战火逐渐升温的时候，
爪哇岛，这个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心脏与粮仓，却呈现出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里远离前线的硝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绥靖”之后，荷兰人的统治已经根深蒂固，如同百年老树的根系，牢牢地抓住了这片肥沃的土地。
德利的叛乱，产生的连锁反应，也悄然抵达了这里。
巴达维亚的殖民地政府，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来自荷兰本土的压力之后，终于意识到，他们再不和军方争权，等战事平定，他们都将彻底算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总督带着几个心腹官员立刻上书，军事上的胜利或许可以暂时扑灭反抗的火焰，但要实现长治久安，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仅靠血腥镇压是远远不够的。
殖民地需要一种更精细，更深入的统治工具，避免暴乱再次发生。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场以提升行政效率、完善税收体系为名，规模空前的人口普查与土地丈量工作，在爪哇这个控制最稳固的地区，被悄然启动了。
年轻的荷兰官僚威廉·马斯，被任命为这项工作的首批执行官之一。
他毕业于莱顿大学，深受欧洲流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坚信只有数字与理性才是构建完美社会秩序的基石。
他将这次任务，视为自己将“文明之光”带入这片蒙昧土地的神圣使命。
他和他带领的团队，由荷兰测绘师、爪哇本地的低级文员和一群经过简单培训的本地调查员组成，抵达了万丹地区的一个村庄。
工作从绘制地图开始。
测绘师们用仪器测量着稻田的边界，灌溉水渠的走向。
将这个在当地人眼中熟悉的村庄，变成了一系列由线条、数字和符号构成的几何图形。
紧接着，是人口登记。
马斯设计了一套详尽的表格，要求记录下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信息：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甚至连家中饲养的水牛数量、拥有的农具种类，都必须一一登记在册。
这项工作遭到了村民们无声却又无处不在的抵制。
当调查员走进村庄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双双警惕而又麻木的眼睛。
村民们或者谎报年龄，或者隐瞒家中的新生儿，或者干脆躲进山里，避而不见。
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早已习惯了与官府的盘剥与索取周旋。
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官府的每一次“关心”，都意味着新一轮的税收或徭役。
“先生，”一位年长的爪哇村长，恭敬地对马斯说道，“神明庇佑，我们村今年风调雨顺，但人口……唉，前几年的瘟疫，死了不少人，实在是丁口凋零啊。”
马斯看着村长那张布满皱纹、看似憨厚的脸，心中冷笑。
往常这些统计数据通常是通过地方的低级文员和村长大致估算的，里面水分很大。
但马斯也没什么好办法，他只是一个学者，上司也没给他带兵的权利，在吃了几次苦头之后，他的态度强硬了不少，甚至赖着不走，到处问话，总算获得了比之前相对清楚些的数据。
马斯将收集来的数据，汇总成一本本厚厚的账簿。
在这些由数字和表格构成的世界里，他能大致看到这个地区的劳动力结构、财富分布、人口增长趋势。
能简单计算出，这片土地能够榨取出多少税收，能够征召多少劳役。
“知识，就是权力。”
他在写给巴达维亚上司的报告中写道，
“只有我们用数字，将这个模糊的、由风俗和宗族和宗教统治的社会，客观地量化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彻底地统治它。
每一次人口登记，每一次土地丈量，都是在巩固帝国的统治。”
他想做的，远不止于此。
他还开始着手提议，对现有的种族分类管理进行强化。
目前的殖民地，欧洲人享有最高法律地位。
其次是“外来东方人”，主要指的是做生意的华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他们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管理规定。
最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