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派出了自己所有的家丁和亲信，在华人区内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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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区内人人自危，告密与背叛，成了活下去的唯一法则。
曾经基于乡情和宗族建立起来的脆弱信任，在死亡的威胁面前，瞬间崩塌。
与此同时，“通行证制度”被以最严苛的方式执行着。
过去，华人若要离开居住的区域前往内陆经商或探亲，只需向殖民政府申请一张通行证。手续虽然繁琐，但对于像张士辉这样有头有脸的商人来说，并非难事。
但现在，所有的通行证都被宣布作废。
一张新的、由军事管制部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成了唯一合法的身份证明。而想要获得这张通行证，条件苛刻到近乎不可能。
申请人必须提供至少三名荷兰公民或高级别殖民地官员的担保，并详细说明出行的每一个细节，接受反复的盘问和审查。
这等于彻底切断了华人的商业活动和人身自由。
一位名叫林文祥的药材商，他的老母亲在乡下的种植园病危，他心急如焚，拿着过去的关系网，四处求人，散尽家财，才勉强弄到一张为期三天的通行证。
当他走出华人区那如同地狱之门的关卡时，迎接他的，是荷兰士兵毫不留情的搜身和盘问。他们将他的行李翻得底朝天，连他给母亲带的药材都用刺刀一一捅开检查。他被呵斥着，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接受着所有人的羞辱。
而这，仅仅是开始。在他前往乡下的路上，每一个荷兰人设立的哨卡，都是一次新的噩梦。他被反复盘查，被勒索钱财，甚至被无故殴打。
等他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地赶到母亲身边时，老人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当他失魂落魄地返回棉兰时，因为超过了通行证规定的时限，他被当即逮捕，以“通匪嫌疑”的罪名投入了监狱，生死未卜。
荷兰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惩罚，这种将整个华人社群视为敌人的偏执做法，正在产生他们始料未及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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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
秋日的阳光穿透运河上空弥漫的薄云，给证券交易所镀上了一层金色。
交易所内，气氛却与这沉闷的天气截然相反，正处在一种癫狂的沸点。
“抛！全部抛掉！德利公司的股票，一张都不要留！”
一个穿着考究、头发梳得油亮的经纪人，对着拥挤的交易池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他的声音在数百个同样疯狂的呐喊声中，显得尖利而绝望。
这些天，交易板上，代表着“德利公司”的股票，价格正以一种自由落体般的速度疯狂下跌。
几天前还价值四百荷兰盾的股票，几天后就跌破了三百，而且丝毫没有止住的迹象。
恐慌，在人群中蔓延。
在交易所二楼一间可私人包厢里，
彼得·范登博世，德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正脸色铁青地看着楼下那疯狂的景象。
他手中的雪茄已经熄灭，烟灰落在了他昂贵的马甲上，他却浑然不觉。
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家族的荣耀，都与这家公司深度捆绑。
德利公司不仅仅是一家烟草公司，它是荷兰殖民资本主义最璀璨的明珠。
自1869年成立以来，它便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在苏门答腊的沃土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烟草帝国。
它的股票，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炙手可热的蓝筹股，以其稳定而又惊人的高额分红而闻名。
在1871到现在，公司支付给股东的年均股息率，超过了60%，令人难以置信，受到了逐年递增的疯狂追捧。
在前两年，股息甚至超过了票面价值的100%。
这导致票面价500荷兰盾的德利公司股票，一股的市场价格通常在数千荷兰盾的范围内波动。
具体价格会根据烟草收获预期、欧洲市场需求和公司发布的利润报告而变动。
因为，票面价500的德利股票，当年的股息就至少300。
德利的股票是荷兰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股票之一。
范登博世家族的财富，正是在这一波又一波的黄金浪潮中积累起来的。
然而，苏门答腊叛乱的消息，还有一些利益集团的围剿，将这一切都打入了地狱。
起初，他和董事会的其他成员还试图封锁消息，控制局势。
但在金融市场，任何秘密都无法长久。
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市场。
一些背景神秘的国际财团，仿佛早已预知了这一切，开始在市场上不计成本地做空德利公司的股票和相关债券。
紧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