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泰晤士报》等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关于苏门答腊人道主义危机的深度报道，字里行间都在暗示荷兰殖民政府的无能和德利地区投资环境的急剧恶化。

    这套招数非常致命。

    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们彻底陷入了恐慌。一场疯狂的抛售潮，开始了。

    “先生们，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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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登博世猛地一拍桌子，对着包厢里其他几位同样面如死灰的大股东吼道，“我们的财富正在被烧成灰！每一分钟，我们都在损失数以万计的荷兰盾！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行动？怎么行动？”一位年长的银行家，也是公司的董事之一，苦涩地说道，“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巴达维亚的那些官僚们能快点派兵平定叛乱。但你也知道，亚齐的战争已经拖住了他们所有的精力。”

    “那就逼他们！”范登博世的眼中闪烁着冷酷而决绝的光芒，“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在苏门答腊的丛林里打。它也在这里，在阿姆斯特丹，在海牙的议会里打！”

    当天下午，一场由德利公司董事会牵头的紧急会议，在阿姆斯特丹最豪华的绅士俱乐部里秘密召开。

    与会的，不仅有公司的股东，还有来自各大银行、航运公司和保险业的巨头。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触角，足以深入到荷兰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诸位，”范登博世站在众人面前，“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殖民地骚乱，而是一次对我们整个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经济利益的蓄意攻击！我们必须让政府明白，德利的稳定，不仅仅关系到我们几家公司的利润，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财政命脉！”

    他们的策略迅速成型，

    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和舆论渠道，开始大肆渲染苏门答腊的危机。他们将华工的暴动，描绘成一场野蛮的、针对所有欧洲文明的攻击，将荷兰种植园主描绘成手无寸铁、等待救援的无辜受害者。

    他们将总督范兰斯伯格的“堡垒策略”，抨击为懦弱无能、坐视局势糜烂的“投降主义”。

    紧接着，他们动用了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

    一场针对殖民地部大臣的质询，在海牙的国会大厦激烈展开。

    反对党议员手持着德利公司股价暴跌的图表，声色俱厉地质问政府，为何对殖民地如此重大的危机反应迟缓，是否要为投资者的巨大损失负责。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击，来自银行界。

    以范登博世为首的银行家们，联合向殖民地部发出通牒：鉴于德利地区局势的极度不稳，所有银行将重新评估对荷属东印度政府及相关企业的贷款风险。

    如果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个切实有效的军事解决方案，他们将不得不收紧信贷，甚至要求提前偿还部分贷款。

    这等于直接扼住了殖民政府的财政咽喉。

    海牙的殖民地部，乃至整个荷兰政府，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来自苏门答腊的军事危机，通过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迅速转化成了一场席卷荷兰本土的政治风暴。

    在这场由资本家精心策划的舆论战和政治施压面前，总督范兰斯伯格那套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施政理念，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股东们的怒吼，远比殖民地土着的哀嚎，更能撼动帝国的决策中枢。

    一周后，一封来自海牙的、措辞严厉的密电，抵达了巴达维亚的总督府。密电的内容很简单：授权陆军司令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尽快恢复德利地区的秩序。

    “一切必要手段”——这句模糊的外交辞令背后，是对范德海金将军那种铁血政策的默许。

    战争的天平，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那块冰冷的报价板前，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重重地压向了暴力与杀戮的一方。

    旗帜不再引领贸易，枪炮开始追随股票的行情。

    与此同时，为了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也为了未来的“重建”做准备，范登博世和他的同僚们，开始推动另一项计划。他们鼓励欧洲的私人资本，以“爱国”和“机遇”的名义，进入德利公司，购买其暴跌的股票，并承诺在局势稳定后，将获得新一轮土地租赁和开发的优先权。

    股价，在政府即将采取强硬军事行动的预期下，开始缓慢回升。

    一场血腥的战争，就这样被包装成了一次充满机遇的“抄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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