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偶尔细想陈九的谋划。有时只觉得热血沸腾，有时细想，却感到一阵阵寒意。
这艘船，已经驶入了深水区，前方是惊涛骇浪，回头，却已是万丈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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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那晚被张先生的车马从广汀义山接到莱特街的大宅后，梅姑仿佛活在了梦里。
这辈子做牛做马，从未想过“福气”二字会落在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佣头上。
张家大宅是一座洋楼，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百叶窗，门前有修剪整齐的草坪和一座小小的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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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姑成了这座大宅的管家，这是她以前在林家从未有过的身份。
张先生待她极其宽厚，不仅给了她远超普通“妈姐”的工钱，还专门在后院腾出两间干净明亮的屋子，让她和三个女孩居住。
最大的阿菊，甚至被张先生请来的英文老师启蒙，跟着学读书写字。
梅姑对张先生充满了感激。
在她眼中，张先生是个近乎完美的善人。
他英俊和蔼，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书卷气。
他不抽鸦片，不赌博，没有夫人，也不纳妾，对下人也温和有礼。
白天，他像槟城所有体面的华商一样，去港口的商行处理生意。
晚上，他常常在书房里读书，或是教阿菊写字，偶尔还会抱起最小的女娃，用不甚熟练的动作轻轻摇晃。
然而，在这份平静安稳之下，梅姑渐渐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大宅的夜晚，并不总是宁静的。
有时候，深夜会有马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后门。下来的不是衣着光鲜的绅士，而是一些皮肤黝黑、眼神警惕的男人。他们裹着纱笼，头上缠着布巾，脚上是磨损的皮质凉鞋或者草鞋。
他们从不走正门，也从不说话，身上带着一股海风和硝烟混合的特殊气味。
管家福伯会提着一盏被布罩住的、光线昏暗的马灯，将他们引进后院最深处。
梅姑好几次在夜里起来给孩子掖被子时，都看见那些人影在院中穿梭，将一个个沉重的、狭长的板条箱从马车上搬下来，堆进房间里。
箱子很重，搬运的男人脚步沉稳，却连一声闷哼都没有。
第二天经过时偶尔还能闻见一丝若有若无的臭味，像是西洋机器身上的。
每当这些人来访，张先生就会变成另一个人。
他会褪去白日的温和，神情变得异常严肃凝重。他会在书房里与那些人密谈，福伯则亲自守在门外，不许任何人靠近。
梅姑有一次去送宵夜的热茶，刚走到走廊，就被福伯用眼神制止了。
她只听到书房里传出几句低沉的、她完全听不懂的语言，那不是福建话，不是广东话，也不是英语或马来语，那是一种更为铿锵、短促的语言，情绪非常激动。
她还注意到，张先生的书房里，除了满架的书籍，还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那不是大清国的地图，也不是英属马来亚的地图。
有一次她进去打扫，斗胆凑近看了看。上面写了很多英文和字，密密麻麻，她看不懂。
她知道，槟城北边的海上，正在打仗。荷兰人，那些红毛鬼，正在攻打一个叫“亚齐”的地方。
码头上的水手们都在谈论这件事，说亚齐人很凶悍，让荷兰人吃了大亏。
但这些都离她的生活太遥远了，就像报纸上的铅字一样，与她无关。
直到那一天。
那是一个雨夜，来访的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狼狈。
其中一个男人似乎地位很高，他受了伤，被人搀扶着，后面还跟了几个随从。他一瘸一拐。当他们经过后院的走廊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照亮了那个受伤男人的脸。
那是一张轮廓极深、饱经风霜的脸，高高的颧骨，坚毅的下巴。头上缠着布巾、在裤子外面还围着一条纱笼。
梅姑的心猛地一颤，一股尘封的记忆涌了上来。
她认出了那张脸和头巾的特征。
很多年前，她刚到槟城不久，还在码头上做些浆洗的零工。
她见过这样的男人，槟城的老人告诉她，这些是“亚齐人”，非常傲慢，从不向任何人低头。
槟城有一整条亚齐人占据的街道，还有他们的寺庙。
闪电的光芒逝去，院子重归黑暗。
那些深夜的访客，那些沉重的长条木箱，书房里的地图，张先生凝重的神情……所有碎片在那一刻都拼凑了起来。
梅姑的心跳得很快，既恐惧，又有震撼。
那个温文尔雅、救了她和孩子们性命的张先生，背地里和这些正在打仗的民族竟然牵扯很深。
她默默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她心里清楚，张先生和福伯似乎没有刻意防着她，她没有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