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窗户上，糊着一层浸过桐油的麻布，透进来的天光，昏黄而吝啬。
对亨利·乔治而言，这里比起烟雾缭绕的纪事报办公室，更让他感到振奋。
他已在这里驻扎了十几天。
作为《纪事报》的首席评论员，他本该歌颂着那些官员和政策，或者剖析着某些大公司最近的行动，又或是顶着编辑和老板的怒骂，抨击着市政厅那些见不得光的腐败交易。
要不是他的名气够大，人脉众多，很多读者喜欢，恐怕早就失业了。
自从在秉公堂读到那份由刘景仁、傅列秘等人草拟的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土地与劳工权益的论述后，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便让他再也无法安坐。
他抛下了城里的一切，只带着一个简单的行囊和满腹的疑问，在傅列秘先生的引荐下，来到了这片被主流社会忽视，却又真实上演着一场伟大社会实验的土地。
他亲眼所见的一切，远比任何文字的描述都更具冲击力。
他看到上千名衣衫褴褛的华人，在几个工匠和头领带领下，用最简陋的工具——铁锹、锄头、扁担、箩筐，与这片广袤的沼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搏斗。
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
只有沉默的劳作，和那在空旷原野上回荡的、带着浓重乡音的劳动号子。
“嘿咗！嗨呀！用力嗬！”
那号子声，简单质朴，却蕴含着一种移山填海的力量。
他们挖掘出纵横交错的沟渠，将积水排入河流。
他们用肩膀扛起沉重的木桩，筑起一道道抵御洪水侵袭的堤坝。
他们用最原始的智慧，辨别风向，观察水文，在这片被白人视为“无用之地”的烂泥滩上，规划着属于他们的未来。
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这里的组织形式。
这里没有监工的皮鞭，没有克扣工钱的账房。
所有的土地，名义上都归属于那个名叫格雷夫斯的前平克顿侦探。
一个身份同样充满矛盾与谜团的白人。
但实际上，土地的分配权，却掌握在垦荒者的手中。
“有田同耕，按劳计酬，功大者赏，怠惰者惩。”
这是刘景仁向他解释的、这片营地最核心的分配原则。
每一个参与开垦的劳工，不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雇工，更是这片土地未来的主人。他们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将与这片土地的未来紧密相连。
开垦出来的土地，除了上缴一部分作为公共积累，用于购买更多的工具、种子和生活物资外，剩余的部分将根据每个人的贡献进行分配。
这……这不正是他亨利·乔治在无数个深夜的书斋里，苦苦思索、反复推演的，那个能够解决贫困、消弭阶级对立的理想社会模型的雏形吗？！
一个建立在劳动与公平分配之上的，小规模的理想社会！
他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知道，自己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他必须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告诉那些远在东海岸和欧洲的、同样在为人类未来而苦苦思索的学者和朋友们。
他的思想形成还得益于他的偶像，写出《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思考》的着名英国学者。
他蘸了蘸墨水，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将满腔的激动与思考，倾注于笔端。
致我尊敬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先生：
愿这封来自遥远加利福尼亚的信，能为您带去一份来自新大陆的、混杂着泥土与希望气息的问候。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之所以写信给您，我素来敬仰的思想巨匠。
是因为我此刻正置身于一场正在发生的、足以颠覆我们对现有社会经济制度认知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之中。而这场实验的主角，并非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位哲学家或改革家，而是一群被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所鄙夷、所排斥的中国劳工。
是的，先生，您没有看错。就是那些在我们的报纸上，被描绘成“黄祸”，被指责为肮脏、愚昧、无法同化的异教徒们。他们，在这片位于萨克拉门托河谷的广袤沼泽地里，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构建着一个让我这位自诩为“进步”思想观察者的人，都感到无比震撼与汗颜的社群。
我将此地称为“希望之沼”。
这里没有地主，或者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地主。他们通过一家由白人名义上控股的公司，购得了数万英亩的沼...
他写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走到窗边，望着窗外那片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光芒的土地，以及土地上那些劳作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
他仿佛已经看到，在不久的将来，这片沼泽地将稻谷飘香。
而他的着作，那本将要彻底改变世界对土地、财富和贫困认知的《进步与贫困》，将在这里，在这片由最卑微的生命所创造的奇迹之上，找到它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