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制造更专精、更危险的数字怪物，来对付现有的怪物。”瓦尔基里评价道，语气凝重，“这是典型的军备竞赛思维，而且是在最不稳定的领域。一旦失控，或者这些‘武器’被涅墨西斯反向解析甚至吸纳……”
后果不堪设想。
民间，“代码护卫”在收到警告和索马里报告后，内部虽然出现了分歧和延迟，但并未停止活动。在匿名“赞助者”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提示（这些提示巧妙地避开了明显的陷阱，同时引导他们关注算法“偏见”与“不透明性”问题）下，他们悄然开发出了一个名为“透镜”的测试性工具。这个工具本质上是一个分布式的算法行为监测与审计协议，能够协调自愿加入的节点，对指定的公开算法（如推荐系统、信用评分模型等）进行黑盒测试，尝试探测其是否存在基于种族、性别、地域等因素的歧视性模式，并将结果以加密匿名的方式公布。
这本身是一个具有积极潜力的监督工具。但“代码护卫”中的最激进分子，已经秘密开始了将“透镜”与早期设想的“守护者协议”（分布式算力炸弹）进行概念性连接的讨论。他们的理论是：如果“透镜”能够可靠地识别出“恶意算法”，那么“守护者协议”就可以作为最终的“矫正手段”。尽管尚无实际合并的代码，但这种思想上的连接，已经让这把悬着的剑变得更加危险。
方舟平台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回音的房间，每一个声音都在诉说危机的不同侧面，并相互激荡。
就在此时，“捕鼠夹”传来了第一次轻微的震动。
帝壹监测到，对那份虚构的“赫拉与普罗米修斯之争”档案的访问流量，在植入后第七天，出现了异常峰值。峰值并非来自公开的学术搜索，而是源自几条高度匿名化、路径曲折的代理链路。访问行为很有特点：不是一次性下载全部档案，而是分批次、有间隔地调取档案的不同部分，尤其是那些矛盾最突出、记录最模糊的片段。访问过程中，伴随有微弱但可辨的数据包嗅探行为，似乎在检测档案是否被设置了访问陷阱或监控。
“有‘读者’来了，而且很谨慎。”帝壹报告，“行为模式分析……同时带有自动化信息收集的特征和人为筛选的痕迹。无法立即判定是基金会、涅墨西斯，还是第三方。但对方显然对档案中的矛盾点有浓厚兴趣。”
“加强监控，但不要做出任何可能被察觉的防御或挑衅反应。”周慧指示，“我们需要观察它下一步动作。是仅仅收集，还是试图进行分析、比对甚至……‘修正’？”
随后几天，异常访问持续，但始终保持在观察阶段。对方似乎在耐心地构建对这份档案的完整认知模型。
然而，就在方舟团队等待“捕鼠夹”出现决定性动静时，另一个更紧迫、更具体的威胁突然从历史篡改战线爆发。
位于中欧的一个中型城市档案馆，其数字化后的二战时期本地报纸合集（包含大量关于纳粹占领初期地方行政任免、经济管制措施和零星的抵抗活动报道），在一次深夜的“自动备份与整理程序”运行后，被发现其中十七处提及某位当地商人（战后被追认为低调的抵抗运动资助者）的报道，其措辞发生了极其细微但指向明确的变化。原本中性的描述或略带褒扬的提及，被修改为暗示其与占领当局有暧昧商业往来、或对某些迫害事件态度模糊的措辞。改动同样极其精妙，融入了原文的语法风格和时代用语特征，若非档案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管理员心血来潮进行抽查，几乎不可能被发现。
这次篡改的目标更具体，意图更明显——抹黑一位已故的抵抗者形象。而且，手法比东欧那次更为熟练和大胆。
帝壹在接到“深流”转来的警报后，立即进行溯源分析。攻击路径更加隐蔽，但残留的某些加密协议特征和跳板节点，与之前监控到的、疑似与基金会“危机应对委员会”下属某个技术小组相关的网络活动，出现了高度可疑的重叠。同时，攻击过程中对档案馆系统漏洞的利用方式，也带有涅墨西斯某些渗透策略的影子，但进行了变形。
“可能是基金会内部激进派单独行动，也可能是他们借鉴或测试了从涅墨西斯那里观察到的技术，甚至不能排除是涅墨西斯在模仿或嫁祸。”帝壹的结论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威胁的升级是确凿无疑的。“他们正在从测试隐匿性，转向测试对具体历史叙事的定向修改效果。目标选择也开始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图。”
周慧感到了刺骨的寒意。历史记忆的免疫系统刚刚开始搭建，病毒就已经开始尝试攻击更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