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我继续调查。找到了更多当年的学生，收集了更多证言。有些人愿意写书面证明，回忆当时的情况。有些人提供了老日记的片段，记录了那天的细节。
证据越来越多，指向一个事实：沈默不是意外坠楼，而是被言语暴力逼死的。而学校和相关人员掩盖了真相。
同时，毕业照的异象越来越明显。不只我那张复印版，连档案馆的原版也开始变化——模糊人影越来越清晰，甚至在非复印状态下也能看到荧光。
老馆长注意到了，把我叫到办公室。
“小周，那张照片...最近是不是不太对劲？”他委婉地问。
我老实交代了调查的情况。老馆长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为什么照片会这样吗？”他问。
“有人说是因为沈默的魂魄附在了照片上。”
“不完全是。”老馆长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这是我师父留下的，他当年是档案馆的第一任馆长。里面提到一种现象，叫‘记忆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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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笔记。上面用毛笔写着：
“极强烈的情绪，尤其是屈死之人的怨念，有时会附着在与其相关的物体上，特别是照片。因照片是时间的切片，是记忆的实体化。若死者心愿未了，其残留的意识会通过照片显现，直到心愿达成。”
“您相信这个？”我问。
“我见过类似的事。”老馆长说，“1966年，有个老教授被迫害致死，他的一张全家福上，他的影像就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血字：‘还我清白’。直到1978年平反后，照片才恢复正常。”
“所以沈默的照片...”
“他的怨念附着在了毕业照上。”老馆长说，“因为那是他最后的牵挂——和同学们一起毕业，被集体接纳。但同时也因为屈死，所以有怨恨。这两种情绪交织，让照片产生了异象。”
“那要怎么做才能让照片恢复正常？”
“完成他的心愿。”老馆长看着我，“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档案馆这边，我给你批假。”
我深深鞠躬：“谢谢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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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晚上十点，我再次来到第三中学老校区。
这次不是一个人。我联系了所有愿意来的当年的同学——一共九个人，包括李老师、刘建军，还有其他几位。王秀英也来了，虽然我们劝她在家等，但她坚持要来。
“我要亲眼看着小默安息。”她说。
我们穿过破败的校园，爬上教学楼。手电筒的光在空荡的走廊里摇晃，影子拉得很长。
天台上，我们围成一圈。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白布，摆着毕业照的原版、沈默的单人照、他刻字的照片，以及同学们写的证言和道歉信。
十一点十五分。
李老师先开口：“沈默同学，四十五年了，我们来看你了。”
风吹过，带着呜咽声。
刘建军接着说：“当年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们沉默，我们旁观，我们纵容了恶。对不起。”
其他同学——现在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一个个开口，说出积压了四十五年的话。有人流泪，有人鞠躬，有人烧纸钱。
王秀英抚摸着照片上模糊的人影：“小默，妈妈来了。你可以安心走了。”
十一点整。
毕业照突然发出强光。不是刺眼的光，而是柔和的白光，像月光。那个模糊的人影从照片上浮现出来，像全息投影，悬浮在空中。
是一个清秀的少年，穿着旧校服，面容清晰，眼神悲伤。
“沈默...”王秀英伸手，却穿过了影像。
沈默的影像开口了，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我们一直记得。”李老师老泪纵横，“对不起，老师没能保护你。”
“不怪你们。”沈默摇头，“我只想证明...我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也不是。他是作家，只是写了真话。”
“我们知道。”刘建军说，“我们都作证，你和你父亲都是好人。”
沈默的影像开始变淡。
“我可以走了。”他说，“但还有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他说的是谁。
赵卫国。
就在这时，天台的门被推开。一个肥胖的身影气喘吁吁地爬上来，是赵卫国。他居然来了。
“你们...你们在搞什么鬼！”他指着沈默的影像，“这是...这是什么把戏？”
“不是把戏。”我说，“是沈默。他来听你道歉。”
“道什么歉！”赵卫国后退，“都是陈年旧事！而且我没做错！他爸就是反革命！”
沈默的影像转向他。眼神不再是悲伤，而是平静。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