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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唐穆宗李恒，世人只知他‘爱打马球、不理朝政’，是个‘玩物丧志的昏君’，可他的‘玩’里藏着识才的心思，‘政’里也有护民的实绩，不该被一句‘贪玩’定死。
他十二岁便以太子身份参与朝政，父亲唐宪宗晚年被宦官所杀，朝堂派系混乱，他是靠宦官暂时支持才稳住太子之位，早年便要在派系争斗里周旋，早已没了寻常少年的自在。唐朝的马球从不是‘玩乐项目’，而是‘军体要务’，他打马球从不是独乐，常带着禁军将领、边疆校尉一同竞技——一来能练将士的骑术与协作力，磨合军心；二来赛场无尊卑，能看清将领们的性情，是坦荡还是藏私，是骁勇还是怯懦，比在朝堂上听官员相互攻讦更真切，他还曾提拔过骑术精湛、做事坦荡的校尉去守边境，这些校尉后来都成了抗敌的好手。
他在位时，也没少做实事：江淮一带因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他登基后第一时间下令减免江淮赋税三年，还调拨粮食赈济，让不少百姓得以返乡种田；宦官专权是唐朝的顽疾，他明知宦官有拥立之功，却仍试图削弱其势力，收回了宦官手里部分兵权，压制了宦官专权的势头；对藩镇，他也没走‘一味硬打’的老路，对愿意归顺的藩镇，减免以往的苛责，让其安心治理地方；对顽抗作乱的，才派兵征讨，减少了不少战乱，让百姓有了几年安稳日子。他的错，是登基后期有些放松，听信谗言沉迷丹药，损耗了身体，也给了宦官可乘之机，可绝非‘只懂打马球、不理朝政’，那些被‘年少贪玩’掩盖的努力，不该被彻底遗忘。”
最后，黄蓉将目光投向汉成帝与宋徽宗，为这场纵论收束，也点透历史评价的本质：“还有两位常被钉在‘昏君’榜上的，汉成帝刘骜与本朝徽宗皇帝赵佶，他们的骂名里，藏着‘替罪’与‘偏科’的无奈，也该拂去尘埃说句公道话。
汉成帝刘骜，世人都骂他‘荒淫好色、宠爱赵飞燕姐妹、拖垮汉朝’，可汉朝由盛转衰，从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更不是两个女子能左右的。他在位初期，也想做些实事：重用王商、翟方进等贤臣，整顿吏治，严查贪官污吏；还减轻徭役，让百姓能安心农耕，甚至试图抑制外戚势力，可外戚王氏家族根基太深，他越往后越无力抗衡，王莽的势力也正是在这时渐渐壮大。所谓‘宠爱赵飞燕姐妹’虽有其事，可史书把‘亡国隐患’全推到她们身上，说‘祸水误国’，却避而不谈外戚专权、土地兼并严重才是汉朝衰败的根本——他不过是‘末代背锅者’，软弱是真，可把所有过错都算在他与女子身上，太不公。
徽宗皇帝，世人只知他‘靖康之耻、沉迷书画、重用奸臣’，却忘了他并非全无心作为，也不该把靖康之耻的锅全扣在他身上。他在位初期，也曾重用蔡京、童贯推行改革，试图扭转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虽然后来改革走了样，可这份初衷不该被否定；他精通书画，创立‘瘦金体’，还设画院、兴文化，把本朝的书画艺术推向顶峰，甚至让书画融入民生，不少民间工匠都能借鉴画院的技法，这份对文化的推动，是实打实的功绩。至于‘靖康之耻’，根源是太祖赵匡胤以来‘重文轻武’的国策，到徽宗时期，军事实力早已积弱不堪，士兵战斗力差，将领多无实战经验，即便换一位君主，也未必能挡住金军的进攻。他的错，是‘偏科’太严重，懂文化却不懂军事，信奸臣却不信忠良，可不该被一句‘昏君’抹煞所有，更不该独自承担靖康之耻的罪责。”
说到这里，黄蓉停下脚步，目光扫过厅内鸦雀无声的众人，江风拂过窗棂，带着江水的气息，也让厅内的凝重多了几分通透：“今日从尧舜禹说到徽钦二帝（宋朝之前），把历代‘明君’的虚饰扒了个干净，也给‘昏君’的冤屈还了些公道，不是要‘抬昏君、贬明君’，而是想让诸位明白：没有绝对的‘明君’，也没有绝对的‘昏君’，更没有‘年少必贪玩’‘玩物必丧志’‘女子必祸国’的荒唐定论。
尧有禅让的美谈，也有被囚的争议；舜有治水安民的功，也有杀臣除异的狠；禹有救天下的德，也有铺路传子的私；汉文帝、汉景帝有‘文景之治’的仁，也有对忠臣的凉薄；刘邦有开国的功绩，也有杀功臣、凉亲情的狠绝；汉武帝有拓土的远见，也有穷兵黩武的偏执；隋炀帝有亡国的过，也有修运河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