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隋文帝杨坚，赞他‘统一南北、创立科举、轻徭薄赋’，这份功绩没错——他结束了南北朝三百年的战乱，让天下重归一统；创立科举，打破贵族对官职的垄断，让平民有了做官的路；轻徭薄赋，让百姓快速从战乱中恢复生计。可他也有糊涂处：晚年猜忌心极重，看谁都像要谋反，杀了不少忠心耿耿的功臣；还因一时猜忌，废黜了贤明的太子杨勇，立了急功近利的杨广，为后来隋朝灭亡埋下了祸根；更别说他的帝位，是从北周宇文氏手里篡夺来的，虽说是顺应民心，终究是‘权臣夺位’，却被后世美化成‘天命所归’，这份虚饰，也该扒掉。”
说到三国，黄蓉特意停下，打破世人对“英雄君主”的刻板印象：“再说说三国里的两位‘名人’，曹操与刘备，一个被骂‘汉贼奸雄’，一个被赞‘仁义无双’，可真实模样远非标签所能概括，既不是全坏，也不是全好。
曹操，世人都骂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篡汉的奸贼’，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作乱、诸侯割据，百姓苦不堪言，是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给了汉献帝一个安稳的容身之处，也定了北方的秩序，让北方百姓能重拾农耕、免于战乱；他用人不看出身，不管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寒士，只要有能力便重用，郭嘉、荀彧、典韦这些能臣猛将，都是他破格提拔的；他还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北方的经济，都是靠他一点点从战乱废墟里恢复的。至于‘挟天子’，不过是他‘安天下、聚民心’的手段——若没有他，汉献帝早被其他诸侯杀了，北方只会更乱。他不是‘奸雄’，是‘治世能臣、乱世英雄’，只是后世儒者为了捧刘备、宣扬‘汉室正统’，才把他骂成‘汉贼’，太不公。
刘备，世人赞他‘仁义无双、携民渡江、一心兴复汉室’，可他的‘仁义’里，也藏着‘逐利’的私心。携民渡江时，他明知百姓会拖累行军速度，可能会被曹操的追兵追上，却偏要带着百姓，说到底，是为了‘得民心’的名声，让天下人都知道他‘仁’；他借了荆州，说是‘暂时借用，日后归还’，可等自己有了蜀地，却迟迟不还，最后还因荆州之争，关羽被杀，他不顾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劝阻，执意伐吴，结果夷陵之战大败，耗空了蜀汉的国力，最终只能在白帝城托孤。他有‘兴复汉室’的志向，却也有‘为了地盘、私仇不顾大局’的偏执，并非全是‘仁义圣人’。”
随后讲到隋朝，黄蓉重点补全隋炀帝的冤屈，再衔接唐朝帝王，一一拆解标签：“再说说隋朝两位帝王，隋文帝杨坚方才已提，咱们重点说说被骂成‘千古第一昏君’的隋炀帝杨广，他是宋朝之前，最冤的‘昏君’之一。
世人骂他‘荒淫无道、开凿大运河劳民伤财、三征高句丽耗空天下’，可这些骂名里，多半是唐朝为了证明自己‘取代隋朝是正当的’，刻意抹黑的。开凿大运河，世人只说‘劳民’，却不说运河开通后，南北漕运彻底畅通，江南的粮食、丝绸能快速运到北方，不仅解决了北方的粮荒，还带动了南北的贸易，后世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能有那么繁荣，全靠这条运河运粮、运货，若没有大运河，唐朝的盛世根本撑不起来，这是‘功在千秋’的事；三征高句丽，不是他‘好战’，是因为高句丽屡屡挑衅中原，还联合突厥牵制隋朝，若不把高句丽打服，边境永远不得安宁，只是他太急了，一年之内连打三次，没考虑到百姓刚经历战乱，实在承受不住赋税与徭役，才逼得百姓揭竿而起；他还完善了科举制度，设了进士科，让平民子弟能通过考试进入朝堂核心，不再只靠贵族推荐，这份远见，也不该被忽略。他的错，是‘急功近利’，想在短时间内做完几代君主该做的事，拖垮了隋朝，可他绝非‘一无是处的昏君’，那些被后世放大的‘恶’，多半是胜利者的抹黑，该还他一个公道。”
接着，黄蓉话锋一转，将目光投向唐朝，从唐高宗到武则天，再到唐穆宗，一一拆解他们身上的刻板标签：“再说说唐朝的几位帝王，每一位都被贴上过简单粗暴的标签，可史实远比标签复杂得多。
唐高宗李治，世人总说他‘懦弱无能，被武则天操控一辈子’，可他一点不懦弱。他在位时，平定了西突厥，把唐朝的疆土开拓到了西域深处，比唐太宗时期还要广阔；重用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贤臣，延续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史称‘永徽之治’，那时的唐朝，百姓安居乐业、边疆安稳，国力丝毫没有衰退；至于武则天，最初只是他的昭仪，若不是他点头同意，武则天根本不可能一步步接触朝政、掌握权力。他只是仁厚，后来身体不好，患了风疾，眼睛看不清，才让武则天帮着处理政务，这不是懦弱，而是务实，不该被骂‘无能’。
武则天更不用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