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这还没结束！最狠的，是他为了‘斩草除根’，竟下了一道死命令：李建成有五个儿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才三岁；李元吉也有五个儿子，年纪更小，有的还在襁褓里，连话都说不利索——这十个亲侄，他一个都没放过，尽数处死！李渊得知消息后，亲自跑到李世民面前，老泪纵横地求情：‘都是李家血脉，哪怕贬为庶民、流放边疆也好，留他们一条命吧！’可李世民根本不听，最终还是眼睁睁看着十个孙辈丢了性命。李渊心灰意冷，没过多久便主动传位给李世民，自己躲在太极宫当太上皇，从此再也不过问朝政——这便是玄武门之变的真相，不是史书里轻描淡写的‘诛太子、齐王，定社稷之乱’，是实打实的‘杀兄屠弟、屠戮亲侄’，是踩着兄长的仁心、功绩与亲族的鲜血，夺来的帝位！
更让人不齿的，是他违背伦理纲常的举动——不仅纳了兄长李建成的妻子郑氏，还纳了弟弟李元吉的妻子杨氏。《新唐书》《旧唐书》里都藏着隐晦记载：李建成死后，郑氏‘入掖庭’，后来为李世民生了一个女儿，封了归德县主；李元吉死后，杨氏也被纳入后宫，李世民甚至一度想立她为后，只因魏徵极力劝阻‘陛下若立杨氏，便是乱伦，恐遭天下非议’，才作罢。
按古时伦理，兄嫂如母、弟媳如妹，纳兄嫂、弟媳为妃，本就是天大的乱伦之事，可史书为了维护他‘贤君’的形象，刻意淡化——提郑氏只说‘入掖庭’，提杨氏只说‘事太宗’，绝口不提‘纳兄嫂’‘纳弟媳’的不堪，还把李建成的‘仁贤’抹成‘昏庸’、把李元吉的‘劝杀’算在李建成头上，让后世只知他‘纳谏如流’，不知他也曾为了私欲与权力，抛却亲情、违背伦理、篡改史书。”
青衫学子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却仍强撑着争辩：“可……可魏徵那般直言，甚至说‘陛下若不戒奢，恐步隋炀之后尘’，唐太宗都没治他的罪，还称他为‘镜’，这难道不算‘君臣相得’？而且李元吉都劝李建成杀他了，李建成就算这次没从，日后也难免会动杀心啊！李世民若不先动手，日后登基，也会被他们所杀！他后来开创了贞观之治，救了天下百姓，那些血债、那些篡改史书的事，难道不能因功绩抵消吗？”
“好太多，不代表‘无差’；‘容谏’，也不代表‘平等’！”黄蓉先回应他关于“君臣相得”的疑问，语气笃定又透彻，“咱们先说说这份‘纳谏’的底色——魏徵敢言，一是他本身有胆识，二是唐太宗需要‘贤君’的名声。那时玄武门之变刚过，天下人都在议论他‘手足相残、夺权不正’，他急需靠‘纳谏’‘爱民’，来扭转天下人的看法，来稳住大唐的根基。
魏徵曾是李建成的谋臣，李世民不杀他，反倒重用他，甚至容他直言，一来是惜才，二来更是做给天下人看：‘我连前太子的谋士都能容，还能容不下天下人的谏言？’可你看武丁与傅说，武丁请傅说，是因为傅说有治国之才，不管他是奴隶还是贵族；两人同坐议事，傅说反驳武丁‘速战速决’的想法，从不是‘看武丁脸色’，武丁听谏，也从不是‘为了名声’——是真的觉得‘傅说说得对，能让商朝变强，能让百姓安居’，没有半点‘君赐臣敢言’的施舍意味。
再看周公与成王，成王亲政后，周公说‘君失德，臣当谏’，从不是‘求成王容我谏’，而是‘我为天下，为大周，必须谏’；成王听周公说自己‘举措不妥’，也从不是‘我是君主，给你面子才听’，而是‘仲父说得有理，我当改之’——那时的君臣，没有‘谁求谁’‘谁赐谁’的分别，只有‘为了同一件事，说真话、做实事’的同心，这才是‘坐而论道’的本心，唐太宗的‘纳谏’，终究少了这份平等与纯粹。”
随后，她再直击“功绩抵消”与“自保”的辩解，语气愈发犀利：“至于‘日后会动杀心’，不过是李世民为自己夺权找的借口！李建成若真有杀心，李元吉劝了他两次，他怎会次次拒绝？若他真怕，大可像李建成那样，凭功绩与仁心争民心、争朝臣支持，而非直接动刀杀兄、屠侄！
‘功绩抵消’更是荒唐！他开创贞观之治，让百姓吃饱饭，该赞；李建成守关中、平河东、念亲情，为唐朝开国稳根基、存仁心，该还公道；李元吉劝杀虽狠，却也不该让李建成替他背“合谋”的黑锅；李世民杀兄屠弟、屠戮亲侄，是骨肉相残的狠，该骂；他篡改史书、抹黑兄长，是掩盖真相的伪，该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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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他后来做了好事，便把他的狠与伪抹得干干净净，更不能让李建成的功绩与仁心、李元吉的单独劝杀，永远埋在史书的抹黑里。就像商纣王拓土该还公道、过错也该提，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都是“功过并存”的人，而非“非黑即白”的符号；那些被胜利者扭曲的细节，也不该永远被掩盖，他们的真实模样，也该被世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