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到长安，便着手整顿军纪，那时唐军初入都城，有些士卒趁机劫掠百姓，李建成当即下令‘凡劫掠者，立斩不赦’，还亲自带着亲兵巡查街巷，把劫掠的士卒当场处置，短短几日便稳住了长安秩序，百姓也从‘怕唐军’变成了‘信唐军’。后来李渊登基，立李建成为太子，他更是把‘稳关中、安民生’当成首要事：隋末战乱后，关中田地荒芜，他便推行‘劝农令’，亲自带着官员去田间巡查，教百姓耕种之法，还减免关中赋税三年，让流离的百姓纷纷返乡种田；那时关中常有盗匪作乱，他又亲自领兵清剿，不是一味杀戮，而是对愿意归降的盗匪，分给田地、教他们谋生，短短一年，关中便‘盗匪绝迹、百姓安居’——若没有李建成守住后方，稳住关中的粮饷与民心，李世民在外征战，哪来的粮草补给？哪来的安稳后方可退？
再说军功，李建成也绝非‘毫无战功’。武德二年，刘武周勾结突厥，攻占河东，逼近关中，当时李世民正领兵在陇西平乱，无法回援，是李建成主动请战，带着大军北上。他知道突厥骑兵骁勇，便避开正面硬拼，转而截断刘武周的粮道，再派轻骑袭扰其军营，待刘武周军队粮草耗尽、军心涣散，才率军出击，一举击溃敌军，收复了河东重镇——这一战，保住了关中的北大门，若河东失守，突厥与刘武周联军便可直逼长安，唐朝刚开国便要面临亡国之危，这份军功，难道不比一场局部征战更重要？
至于兄弟间的权力之争，李建成也并非‘一心害李世民’，甚至比李元吉更重‘亲情’。史书记载，李元吉性子急躁狠辣，见李世民军功渐盛、威望日高，多次在李建成面前劝他‘先下手为强’：一次是李世民平定洛阳后，李元吉私下找李建成，说‘秦王功高盖主，日后必成后患，不如趁他回长安，设宴请客，在酒中下毒除了他’；还有一次，李元吉提议‘调秦王去守边疆，待他离京后，再派人半路截杀，对外只说意外身亡’。
可李建成每次都拒绝了，他对李元吉说‘秦王是我亲弟，又为大唐征战有功，若我杀了他，便是手足相残，不仅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天下百姓，更会让大唐根基动摇’。后来李渊也察觉兄弟间的间隙，想把李世民封到洛阳，让兄弟二人各守一方，李元吉又劝李建成‘绝不能让秦王去洛阳，一旦他有了封地与兵权，便是养虎为患，到时再想除他，就难了’，可李建成还是没听，反倒觉得‘各守一方，能避争端，是好事’——两人虽因‘太子之位’有政见分歧，有权力之争，可李建成始终念及‘兄弟亲情’，不愿痛下杀手，而李元吉虽站在他这边，却比他狠绝得多，可史书为了抹黑李建成，故意把李元吉的‘劝杀’，说成是‘李建成与李元吉合谋’，把李建成的‘仁心’，扭曲成了‘假意隐忍、伺机下手’，何其不公！
更别说史书记载的李建成‘下毒、调兵’，细查《旧唐书》的原始史料，只提‘太子与秦王有隙’，没提‘下毒’的具体细节；至于调走李世民的将士，也并非‘害他’，而是当时唐朝初定，各地仍有战乱，李建成作为太子，需统筹全国兵力，调兵是为了镇守各地，并非针对李世民。反倒有记载，李建成曾多次在李渊面前为李世民说话，说他‘征战有功，当赏不当罚’，甚至劝李渊‘秦王有雄才，可委以重任，不必疑他’——这样的人，怎会是‘昏庸嫉贤，必除李世民而后快’的恶人？
可李世民登基后，为了证明自己‘夺权有理’，便命人修改《起居注》，把李建成的功绩尽数抹煞：提他守关中，只说‘太子居守长安，无所作为’；提他平河东，只说‘太子侥幸取胜，全靠将士拼命’；把李元吉的‘劝杀’，算在李建成头上，还编造‘下毒’‘谋反’的罪名，把李建成塑造成‘昏庸、暴虐、嫉贤妒能’的反面角色，让后世只知‘李世民杀兄是自保’，不知‘李建成本是仁贤太子，还曾放过李世民一命’——这便是胜利者书写史书的狠，不仅要夺对方的命，还要毁对方的名，连对方的‘仁心’，都要扭曲成‘伪善’！”
说清李建成的真实情况与李元吉的分歧，黄蓉才再揭李世民的血债，语气更添几分沉重：“理清了这些，再看玄武门之变，便更清楚其中的残酷与不公。隋末天下大乱，李渊起兵反隋，打下大半天下的，李世民功劳确实大，可李建成守后方、稳根基、念亲情的功与仁，也绝不比他小。论军功，两人各有侧重；论仁贤，李建成甚至更胜一筹。可按‘嫡长子继承制’，太子之位终究给了李建成，而李世民不愿等、不愿让，更不愿念及兄弟情，终究动了杀心。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天还没亮，他便带着长孙无忌、尉迟恭这些心腹，埋伏在长安城的玄武门——这是李建成、李元吉进宫见李渊的必经之路。待两人骑马过来，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