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帝王更是借着‘君为臣纲’巩固统治，程朱理学又添了把火，说‘臣要守节、君要集权’，把原本‘共担国事’的君臣，变成了‘主仆’；把原本武丁与傅说同坐、周公与成王共议的场景，变成了‘君坐高台、臣跪阶下’的仪式——大臣们奏事要跪着说，反驳君上更是‘以下犯上’，久而久之，没人再敢说‘君上不妥’，没人再提‘君臣共议’，朝堂没了活力，国事也渐渐变得僵化。这便是‘独尊儒术’的另一重危害：它不仅捆住了思想，还扭曲了君臣关系，更断了武丁傅说、周公成王传下的‘共担’传统，把‘共担’变成了‘服从’，把‘坦荡’变成了‘拘谨’！”
随后，黄蓉才继续深入剖析“独尊儒术”对思想的摧残，承接先前的脉络：“若说周人抹黑帝辛，是为了‘得位正’，那董仲舒‘独尊儒术’，便是既掐灭思想活力、又扭曲君臣之道、还断绝传统的‘元凶’！诸位可知，春秋到战国，天下虽乱，不仅有‘君臣坐而论道’的坦荡，更有‘百家争鸣’的鲜活？
那时没有‘独尊’的说法，儒家说‘仁政爱民’，道家说‘无为而治’，法家说‘以法治国’，墨家说‘兼爱非攻’，还有兵家谈兵法、农家论耕织、名家辨逻辑——各学派各有主张，相互辩论、相互借鉴，国君们也择善而从：齐国设稷下学宫，让孟子、荀子、墨子等各家学者齐聚，国君亲自去听他们辩论，择有用之策治国；秦国用商鞅的法家之术，短短几十年便强兵富国，最终统一六国；即便是寻常百姓，也能听学者讲学，知道‘儒家讲仁、墨家讲爱’，不用被‘一家之言’捆住头脑。
可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一句‘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彻底掐灭了这份鲜活！墨家书籍被烧、学者被打压，‘兼爱非攻’的主张再也没人敢提；道家、法家只能依附儒家，改得符合儒术才得以留存；农家、名家的典籍大多散佚，如今连完整篇章都难寻。后世帝王又把‘儒术’当统治工具，程朱理学再扭曲，把‘仁政’变成‘愚民’，把‘礼教’变成‘枷锁’——这便是‘独尊儒术’的恶果，让思想没了活、君臣没了坦，更让武丁傅说、周公成王的‘共担’传统彻底消亡，天下人也没了‘辨真’的能力！”
这番话，像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厅内彻底炸开了锅。青衫学子猛地抬头，想争辩“独尊儒术、君为臣纲，是为了统一思想、定君臣名分”，却被黄蓉抢先一步：“先生想说‘统一思想、定君臣名分才能安天下’？可从商之武丁傅说、周之周公成王，到春秋的齐桓公管仲，那时没有‘独尊’，没有‘君为臣纲’，却有‘盛世’，有‘同心’；‘独尊儒术’后，虽有思想‘统一’、君臣‘分明’，却没了敢言的大臣、鲜活的思想，腐儒拿‘礼教’束缚男女，帝王拿‘君纲’独断专行，这便是‘安稳’的代价？未免太大！”
吕文德此时开口，语气里满是赞同：“黄军师说得极是！武丁傅说、周公成王能同坐议事，才开创了盛世，打仗要将士同心，治国怎会是国君独断？若如今议事，也能学这份传统，像春秋时那般‘坐而论道’，将士敢说军情、官员敢说民生，咱们守利州，定能更顺！”
黄蓉点头应和，随即看向众人，语气里多了几分清醒：“我今日为商纣王正名，不是说他‘无过’——他东征耗力过甚、重用平民得罪贵族，确有过错；我揭穿‘独尊儒术’的危害，不是说‘儒术无用’——儒家的‘仁政’‘爱民’，本是好主张，只是不该‘独尊’、不该被扭曲；我说起武丁傅说、周公成王与‘君臣坐而论道’，也不是说‘君无需威严’——而是说君臣该‘共担国事、坦荡相商’，不是‘主仆分明、唯命是从’，该拾起那份传了千年却被遗忘的‘共担’传统。
我只是想让诸位明白，看历史，不能只信胜利者的史书；论思想，不能只守一家之言；看君臣，不能只认“君为臣纲”，更要记得武丁傅说、周公成王曾有的坦荡——他们没有森严到窒息的等级，没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荒唐，只有“同坐论策、共担安危”的本心，这才是治国兴邦的根本，而非靠教条捆住人心、靠威严压制异见。
先前有人说“君臣就该君在上、臣在下”，可武丁放下帝王身段，去傅岩请奴隶傅说做相，同坐议事才开创盛世；周公摄政时不独断，成王亲政后仍与他共商国事，才换来“成康盛世”的安稳。若那时便有“君为臣纲”的教条，傅说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一辈子筑墙；周公即便心怀天下，也会因“摄政逾矩”被治罪，哪来后来的西周安定？
说到底，“君臣之道”的核心从不是“尊卑”，而是“同心”；“治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