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的关键也从不是“统一”，而是“纳善”。董仲舒“独尊儒术”后，把“君为臣纲”变成了枷锁，把“坐而论道”变成了罪过，看似定了“秩序”，实则断了“活力”——朝堂上没人敢说真话，君主听不到实情，即便有贤才，也只能在跪拜与顺从中消磨志气，这才是最可怕的“乱”，比诸侯纷争更伤国本。

    今日说这些，不是要诸位否定所有规矩，而是要分清“规矩为谁而设”：是为了让君臣同心护百姓，还是为了让君主集权束臣子？是为了让天下人各展其才，还是为了让一家之言垄断思想？

    接下来，咱们还要说一位后世称颂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世人多赞他“贞观之治”、“纳谏如流”，说他重拾了“君臣相得”的模样，这份功绩的确该肯定，可史书里藏着的“玄武门之变”，那些“杀兄霸嫂、屠戮亲侄”的往事，还有他登基后修改史书、抹黑李建成的举动，也不该被“贤君”的光环掩盖。

    更要说说，他所谓的“纳谏如流”，与武丁、周公时期的“坐而论道”，究竟有何不同——前者仍有“君赐臣敢言”的底色，后者却是“君臣平等论理”的本心。等把这些说透了，诸位便更能分清，哪些是值得学的“真传统”，哪些是该打破的“假教条”。不知诸位，还愿听我继续说下去吗？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