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查正史，《左传》《竹书纪年》里，半字没提‘酒池肉林’‘炮烙’，反倒记载帝辛‘天资聪颖，力能扛鼎’，改革内政时也常与大臣围坐议事：削弱世袭贵族权力、重用平民谋士，甚至减轻百姓赋税，都是与群臣辩明利弊后才推行的。连孔子的弟子子贡都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帝辛的坏，本没那么严重，只是成了亡国之君，所有恶名才都堆到了他身上！”
“这……这竟与老夫从小听的完全不一样！”老乡绅喃喃道，语气里满是震惊，“武丁傅说竟能同坐议事，帝辛也懂‘君臣相商’，那牧野之战不是‘替天行道’，古时君臣竟真能‘围坐议事’？”
“不是‘替天行道’，是趁虚叛乱；古时君臣，本就该‘围坐议事’！不仅武丁傅说，西周的周公与成王，更是把‘君臣坐而论道’的坦荡，延续到了新的朝代！”黄蓉接过话头，顺势展开“君臣坐而论道”的剖析，语气里多了几分向往：“那位老丈说‘君臣本是君令臣从’，可真正的古时——从商到西周，再到春秋，君臣从不是‘君说什么、臣便做什么’，而是‘坐而论道，择善而从’！
周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灭商后不久便病逝，太子成王年幼，无法理政，便由周公摄政。那时周公虽掌大权，却从不敢独断，凡事都要与大臣商议，待成王稍长，更是刻意培养他‘共担国事’的意识。待成王亲政后，两人议事时，依旧是同坐于堂前的案几旁，案上摆着西周的典章与竹简，周公说‘治国需重民生，不可苛捐杂税，否则百姓必反’，成王便点头采纳，立刻下令减免封地赋税；成王问‘诸侯势力渐大，如何防备作乱’，周公便铺展竹简，细细细说‘分封制’的利弊，甚至直言提醒‘君若失德，臣当谏之，不可盲从，否则国必衰’，从不说‘君令不可违’的教条。
那时诸侯入朝见周天子，也无需跪拜，只需拱手行个礼，议事时皆可坐于殿侧的蒲团上，有不同意见便直言，周天子也会认真倾听、逐一权衡——西周初年的‘成康盛世’，百姓安居乐业、诸侯和睦，便是靠周公与成王传下的‘君臣同心、坐而论道’，再加上百官敢言、诸侯共担，才得以实现。
到了春秋，这份传统更成了常态。齐桓公与管仲，论富国强兵，常常一坐便是深夜，管仲有时会拍着案几说‘君上这步棋走得不妥，若只重兵力，不重民生，将士们也不愿卖命’，齐桓公从不生气，反倒笑着说‘仲父说得对，是我考虑不周’；晋文公流亡归来要改革内政，召狐偃、赵衰等大臣议事，不是自己先定主意，而是让众人各抒己见——狐偃说‘先修内政，让百姓安居’，赵衰说‘先练军队，守住边境’，晋文公权衡两人的主张，最终定了‘先安内、再强兵’的对策，还特意夸两人‘敢言直谏，乃晋国之幸’。
更难得的是，春秋时的大臣，还敢‘以理驳君’。鲁庄公想攻打齐国，召群臣议事，大夫曹刿直接说‘君上未察民情、未整军备，此时出战必败’，还追问鲁庄公‘何以战’。鲁庄公说‘衣食我都分给百姓’，曹刿反驳‘小惠未遍，民弗从也’；鲁庄公又说‘祭祀时从不虚报祭品’，曹刿又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直到鲁庄公说‘百姓的官司，哪怕不能一一查清，也会尽力判得公正’，曹刿才说‘可以一战’——这便是‘曹刿论战’，哪有半分‘君令臣从’的拘谨？那时的君臣，是‘共担国事’的伙伴，不是‘主仆分明’的上下级，议事时坦坦荡荡，有异议便辩，有好策便用，这才是君臣相处的根本！”
说到这里，黄蓉话锋一转，语气陡然犀利，先追问根源，再将“君臣论道”的消亡与“独尊儒术”牢牢绑定：“可诸位不妨细想，为何后来君臣之间，没了这般‘坐而论道’的坦荡？便是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他把‘君为臣纲’抬到了‘三纲’之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把臣子变成了君主的‘奴隶’，把‘直言敢谏’说成‘以下犯上’，把‘同坐议事’说成‘乱了尊卑’。
从那以后，君臣之间的信任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等级森严’；直言敢谏的勇气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阿谀奉承’；坐而论道的鲜活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跪拜行礼’的拘谨。到了后来，臣子见君，哪怕年岁再高、功劳再大，也需跪地回话，稍有不慎便会被说‘失礼’，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这般‘君臣之道’，哪里还有半点古时‘同心谋事’的本心？不过是维护君权的工具，是束缚臣子的枷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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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从武丁傅说、周公成王传下来的‘共担’传统，也正因这道枷锁，彻底断了传承！”
随后，黄蓉再进一步，将这份消亡与“独尊儒术”的整体危害串联：“可这份从武丁傅说、周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