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后一份沉在我胸口，像一块烧红的铁。
王伯的语音在耳边回荡，每一个字都钉进骨头里——“昌盛劳务”，法人代表，陈世昌。
我站在父亲坟前，雪未化，风已止。
投影仪屏幕还亮着，那句“最黑的账，往往写在最红的本子里”反复在脑中回响。
父亲的声音，竟以这种方式回来了。
不是幻觉，不是梦，而是“根系计划”数据库里一段被尘封的录音，是他生前为保存矿工记忆所做的口述史采访之一。
我猛地转身，冲下山。
凌晨五点，城市还在沉睡，我却已坐在“根系计划”临时数据中心的操作台前。
孙公益坐在对面，眼睛布满血丝，他已经熬了整整一夜。
“你父亲留下的三百小时口述资料，我们用新模型筛了一遍。”他声音沙哑，但眼神锐利，“关键词‘赔款’‘保管’‘村长’出现频率异常高。我们提取出十七段关键叙述，全都指向同一个公司——昌盛劳务。”
我心头一震。
“更关键的是，”他调出一份比对图谱，“张分析师提供的服务器日志显示，过去五年，‘昌盛劳务’账户曾向李维汉名下的‘恒远建设’支付过七笔‘咨询费’，总额两百一十三万。付款时间，全集中在‘根系计划’村级试点审批前后。”
我盯着屏幕，呼吸渐重。
这不是巧合。
这是系统性洗钱——用公益项目做壳，把矿难赔款、土地补偿金，一层层洗进私人腰包。
而陈世昌，就是那个拿着红本子记账的人。
他以为账本烧了，证人老了，真相就死了。
可他忘了，记忆会说话。
“把那段录音调出来。”我说。
孙公益点头，敲击键盘。
几秒后，一个苍老、颤抖却清晰的声音响起——
“那年赔款发下来，每人八万，说是终身补偿。可村长来了，说政府规定，钱不能直接给个人，得统一保管，不然就收回。我们不懂，只好签字。后来才知道，签的是委托协议，钱进了‘昌盛劳务’。我儿子肺癌，要动手术，去村里要钱，陈世昌说：‘账上没你名字。’可名单上明明有！”
录音继续：“林师傅是最后一个去要钱的。他病重，想拿点钱走之前看看孙子。村长说他煽动闹事，是钉子户……可林师傅走前说，‘有些根，拔不得。’”
我的心狠狠一缩。
父亲最后的日子，我只记得他躺在病床上，手攥着一个旧笔记本，嘴里念着“名单”“对不上”。
我以为他是神志不清。
原来，他一直在查。
“这段口述，”孙公益低声说，“录制于他去世前三个月。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儿子将来会靠它翻案。”
我闭上眼，喉头发紧。
这不是复仇，是还债。
替父亲，替那些沉默了一辈子的人。
八点整，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听证会准时开始。
赵评估员坐在主位，神情冷峻。
陈世昌也在场，穿着笔挺的西装，笑容满面地跟人寒暄，仿佛只是来参加一场乡村振兴座谈会。
我走上台，没说话，先播放了那段录音。
整个会场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鸣。
当父亲的声音响起时，陈世昌的笑容僵住了。
我接着展示证据链：匿名捐赠资金流向、伪造的服务记录、服务器日志中的异常调取行为、健康档案与积分发放的错位数据……一层层剥开，像解剖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
最后，我点开王伯发来的银行流水截图，放大“昌盛劳务”与“恒远建设”的交易记录。
“这些钱，”我声音不高，却穿透全场，“来自我父亲和他那一代矿工的血汗。他们没活到享受补偿的那一天。而有些人，却用他们的名字，建起了自己的金库。”
我顿了顿，看向陈世昌：“你保管的不是钱，是命。”
赵评估员缓缓摘下眼镜，环视四周。
“根据《社会组织项目监管条例》第十三条，我决定行使重大风险干预权，暂停‘根系计划’与陈世昌所在村委会的协作资格。”她语气平静，却重若千钧，“同时，建议将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对村级资金管理行为展开调查。”
陈世昌猛地站起来，脸涨成猪肝色：“诬陷！这是诬陷！你们一个送外卖的，一个搞项目的，凭什么动我？！”
“凭数据。”我说，“凭记忆。凭一个父亲临终前不肯闭眼的执念。”
他指着我，手指发抖：“你疯了！你以为你是什么英雄？你爸就是个死在医院的穷工人！”
我笑了，第一次笑。
“是啊，我是个送外卖的。可外卖箱里装得下热饭，也装得下真相。而你，村长同志，你的红本子记了二十年，却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