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作家刘勰的作品

    《明诗》

    原文：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兹。至尧有《大章》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讽。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周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弥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金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能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竟也。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木；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文心雕龙》

    释义：

    本篇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论述了诗歌的起源，诗歌发展的历史，以及各种诗体的演变。

    对于各个时期的文学风貌和重要诗人也有精辟的评论，对研究诗史来说，这是一篇有参考价值的论文。

    但是，他的论诗标准，是以他的《宗经》、《征圣》为依据的，有极大的局限性。同时，他所谓不合诗义的作品，也要分别看待，不能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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