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元奖学金，300元被骗走，母亲一个月的药费。
那天晚上，危暐在日记里写：“如果连老师都可以这样，那‘信任’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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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开始。
一周后，真正的“助学帮扶”项目真的启动了——市教育局联合企业资助贫困生。危暐符合所有条件，但名单上没有他。他去问新班主任，得到的回答是：“李老师把你的材料‘弄丢’了，补报已经截止。”
又过了一周，母亲胃出血住院。危暐在医院走廊里，听到两个护士闲聊：
“3床那个韦林氏，听说她儿子成绩特别好。”
“好有什么用？没钱治病都是空。昨天药房还说她欠费呢。”
“我听李医生说，她那个胃病，如果当初持续用药，根本不会发展到出血。停药停坏了。”
危暐站在走廊拐角，一动不动。
那天下午，他去了李老师的新单位——一所郊区中学。他在校门口等到放学，看到李老师推着自行车出来，车篮里放着刚买的活鱼和新鲜水果。
危暐走上前。
“李老师。”
李老师看到他，脸色一变，推车想走。
“我的300块钱，能还给我吗？”危暐问，“我妈妈住院了。”
李老师左右看看，压低声音：“韦晖，老师当时也是没办法，我老婆生病……这样，等我下个月发工资，一定还你。”
“我妈妈现在就需要钱。”
“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呢！”李老师突然提高音量，“都说会还你了！再纠缠我告诉你们校长！”
周围有人看过来。李老师趁机骑上车走了。
危暐站在原地，看着老师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文档在这里插入了一段2018年的批注：
“现在我知道，那300元只是导火索。真正改变我的，是之后发生的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出了16岁少年的理解范畴。
李老师第二天就联系了危暐的校长，说韦晖“在校外骚扰老师，有暴力倾向”。校长找危暐谈话，尽管危暐解释原委，校长还是说：“李老师毕竟是老师，你要尊重。这件事就算了，别影响你升学。”
但影响已经产生。一周后，市级三好学生评选，原本内定是危暐，最终换成了另一个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是教育局科长。
母亲出院那天，危暐去办手续，欠费800元。他站在缴费窗口前，摸遍所有口袋只有47元。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催促。
这时，一个陌生男人走过来，帮他付了钱。
“你是韦晖吧？”男人四十多岁，穿着衬衫西裤，“我是一中校友会的，听说你家庭困难，特意来帮你。”
危暐警惕地看着他。
男人拿出名片：某某贸易公司总经理。他说可以资助危暐读完高中甚至大学，只要危暐周末去他公司“帮忙整理资料”。
“整理什么资料？”
“就是一些文件录入，很简单的。”男人笑着拍拍他的肩，“你成绩这么好，电脑应该会用吧？”
危暐答应了。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他需要那800元，更需要未来的学费。
第一次去公司，确实是整理文件。第二次，男人让他“试试这个游戏”——那是一个赌博网站的测试版。
“帮我测试一下界面流畅度，玩游戏你最在行吧？”
危暐玩了。很简单，虚拟下注，赢了有虚拟币。他赢了很多。
第三次，男人说：“今天我们用真钱试试，小额的，我出本金，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危暐拒绝了。
男人没有强迫，只是叹气：“韦晖啊，你知道为什么你成绩好却得不到资助吗？因为这个社会不奖励‘只会读书’的人。你要学会变通。”
那天晚上，危暐在图书馆查了这个男人的公司。没有注册信息。他又查了那个赌博网站，发现服务器在境外。
他把这些发现写成一封信，准备交给警察。
但信还没寄出，他就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文档在这里插入了一张手绘地图的扫描图——正是在老宅发现的那张“逃生路线”。
“1998年7月15日，我在回家路上，一辆面包车试图靠近我。我按照规划好的路线，穿过菜市场，翻过矮墙，从小路绕回家。车上的人下来追，但被我甩掉了。我知道，如果被抓住，我会被带去哪里——那个男人的‘公司’，或者更糟的地方。”
“那天之后，我明白了几件事：第一，好人没有特权，坏人没有底线。第二，体制不会保护你，它只会保护它自己。第三，当你没有力量时，你连愤怒的资格都没有——你只能计划逃跑。”
“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