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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孩……”张帅帅看向地图，“是危暐？”
“需要核实。”林奉超说，“我去调当年的报案记录。”
搜查继续进行。在厨房碗柜的暗格里，孙鹏飞发现了一本薄薄的账本。记录的是1995年至1999年的家庭开支，每一笔都精确到分。
但异常出现在1997年下半年。从9月开始，每月都有一笔固定支出：“药费，237.5元”。持续到1998年6月突然停止。旁边用红笔标注：“停药。省下的钱买参考书。”
“237.5元，是当时一种进口胃药的价格。”曹荣荣说，“危暐母亲有胃病史。但为什么突然停药？”
一个家庭的轮廓开始浮现：父亲早逝（1993年因工伤去世），母亲带病工作，儿子成绩优异但性格孤僻。1997年，母亲病情需要持续用药，但1998年，为了给儿子买参考书（或是攒学费），母亲选择停药。同年，儿子遭遇绑架未遂，开始规划逃亡路线。
“这个家庭，”鲍玉佳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墙上的全家福——年轻的母亲，戴眼镜的父亲，面无表情的小男孩，“充满了沉默的牺牲和未言说的恐惧。”
这时，林奉超的电话响了。接听后，他的脸色变得严肃。
“两个消息。”他挂断电话，“第一，1998年绑架未遂案的报案人确实是韦林氏——危暐母亲。她在笔录中说，儿子那段时间‘经常做噩梦，说有人跟踪他’。但因为没有实际伤害，案子最终不了了之。”
“第二呢？”陶成文问。
“第二，钥匙匹配的保管箱找到了。”林奉超说，“在已经停业多年的福州城市合作银行旧址。那个银行2005年改制，保管箱业务转移到福州商业银行。但根据记录，危暐家的这个箱子从未被转移，一直留在原址的地下库房。”
“现在能打开吗？”
“需要手续。”林奉超说，“但鉴于案件性质，我已经申请了紧急搜查令。两小时后可以开箱。”
（三）保管箱里的三件物品：1998、2017、2019
下午两点，福州商业银行地下保险库。
这是一个尘封多年的区域，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铁锈味。编号B-047的保管箱被工作人员用专用设备打开。
里面只有三样东西。
第一样：一个透明塑料盒，装着十几卷老式胶卷。
第二样：一个黑色笔记本，封面没有任何文字。
第三样：一个密封的档案袋，封口处用红色印泥盖着指纹，指纹旁手写：“仅限本人或法定继承人开启。韦晖，2019年6月。”
“2019年6月……”沈舟回忆，“那是张坚案进行到中期的时候。张坚已经卖掉房产，正在筹集最后一批资金。”
陶成文戴上手套，首先拿起档案袋。在警方录像监督下，他小心地拆开封口。
里面不是文件，而是一个U盘，和一个更小的信封。
U盘插入警方带来的离线电脑。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夹，命名为“忏悔录？不，只是记录。”
文件夹里有三个子文件夹：
1. 1998年夏天的真相
2. 母亲的眼睛
3. 油料股的完美实验
陶成文点开第一个。
（四）1998年夏天的真相：当优等生成为猎物的时刻
那是一份长达五十页的手打文档，记录时间是2018年12月——危暐在KK园区期间。
文档开头写道：
“如果有一天我决定结束这一切，或许需要解释我为何开始。那么就从1998年夏天说起。那时我16岁，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后来才知道，命运最喜欢捉弄相信它的人。”
故事开始于1998年6月，福州一中期末考试。
危暐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获得500元奖学金。他计划用这笔钱给母亲买药——母亲已经停药半年，胃痛越来越频繁。
但就在他去银行存钱的路上，遇到了班主任李老师。
“韦晖啊，有个事跟你商量。”李老师把他拉到一边，“市教育局有个‘助学帮扶’项目，可以资助贫困优秀生。但需要……嗯，需要一点‘活动经费’打点关系。300元就行，剩下的200你给你妈妈买药。”
16岁的危暐犹豫了。他听说过这种“潜规则”，但那是他最信任的老师。
“李老师，我能看看文件吗？”
“文件在教育局，这样，你先给我钱，我明天带文件来给你看。”
危暐最终给了钱。第二天，李老师没有来学校。第三天，校长在晨会上宣布：李老师因“个人原因”调离。
危暐去校长室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