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其中三个人。一个叫阿泰的，2019年在马来西亚被捕，被判15年。一个叫小玲的，2020年回国自首，现在还在服刑。一个叫老K的，2021年在园区内斗中被杀。”
他停了一下，继续说：
“但我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结局。我关心的是……他们被捕或死亡的时间点，与他们接受我培训的时间点之间的相关性。我在计算‘作恶习得’到‘后果降临’的平均时间间隔。目前的数据是2.7年。”
魏超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几秒后，他缓缓坐下，什么都没说。
马强接替提问，问题更加具体：“深圳林女士后来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三次自杀未遂。成都陈先生被学校停职，家庭破裂。上海那七个学生，有两个退学，一个患上了游戏成瘾。你知道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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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危暐回答，“我有后续追踪。”
“你有什么感觉？”马强追问。
危暐又沉默了十秒。
“感觉……”他重复这个词，仿佛在品味一个陌生的概念，“感觉是低效的数据收集方式。我更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得分和长期行为追踪。”
“操你妈！”马强终于忍不住，一拳砸在桌上，被旁边的付书云按住。
第二轮在紧绷的气氛中结束。
第三轮开始。鲍玉佳和张帅帅准备提问。
但就在这时，危暐主动开口了：
“在第三轮开始前，我想提供一些补充信息。”
所有人都看向屏幕。
“关于我为什么同意今天这场对话。”危暐说，“不是因为我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因为我想获得同情。而是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意识到我的模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
“什么缺陷？”陶成文问。
“它无法解释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危暐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速稍微加快，“按照我的模型，我在菲律宾社区的行为应该只是‘模仿善行的实验’。但我发现，当我看到那个社区在危机后凝聚力提升时，我体验到了一种……陌生的满足感。不是智力上的愉悦，而是某种更原始的情绪。”
“这种情绪干扰了我的数据收集。我开始希望他们成功，而不是希望他们按照我的预测失败。这在方法论上是不可接受的。”
他停顿，然后说出了今天最令人震惊的话：
“所以，我主动要求脑成像检查，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自己。也是为了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当‘建设’带来的满足感开始超过‘解构’带来的智力快感时，这意味着我的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是可逆的吗？如果不可逆，那么‘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会议室里无人说话。
危暐在困惑。困惑于自己正在经历的情感变化。困惑于自己为何开始“希望”而不是“预测”。
这可能是他今天说的最接近“真实”的话。
“第三轮提问，”陶成文最终说，“继续。”
鲍玉佳站起来，她的问题出人意料地温和：
“危暐博士，假设——只是假设——你发现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假设你确实开始在意他人的福祉，开始享受建设而不是破坏。那么，你会如何重新定义你过去所做的一切？包括KK园区的培训，包括张坚案？”
这个问题太深了，深到危暐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一分钟后，他说：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算法。”
这是他的答案。不是拒绝回答，而是承认自己“还没有算法”——对危暐这样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坦诚的困境表达。
张帅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思考了一整夜：
“危暐博士，在你母亲临终时，你是在她身边工作。当时你真的认为她‘理解你在做重要的事’吗？还是说，你后来才用这个理由说服了自己？”
这个问题直接刺向了那个“母亲记忆偏差”的核心。
音频分析曲线剧烈波动：心率从70飙升到105，呼吸出现明显的抑制，声音基频变化超过1赫兹——所有指标都显示，这个问题触发了强烈的情绪反应。
危暐沉默了整整两分钟。
两分钟后，视频突然中断。
屏幕右侧变黑，显示“连接已断开”。
（八）中断之后：数据的涟漪与决策的十字路口
会议室里一片哗然。
“他主动断开了！”程俊杰确认，“不是技术故障，是他那边主动终止了通话。”
“最后一个问题击中了他。”曹荣荣分析数据，“生理反应显示那是强烈的情绪激活——可能是愤怒，可能是痛苦，可能是两者混合。但他选择中断而不是回应，说明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那个问题。”
陶成文立即下令：“尝试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