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那里做什么？”沈舟接上第二个问题。
危暐停顿了两秒。这两秒里，音频分析显示他的心率从72上升到79，然后又降回74。
“最初是作为‘行为设计顾问’被招募。”他说，“但后来，我承担了更多的角色：培训师、流程优化者、质量监控员。用园区内部的话说，我是‘教授’。”
“质量监控？”曹荣荣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监控什么的质量？”
“诈骗成功的质量。”危暐的声音没有起伏，“不是指骗了多少钱，而是指操控过程的完整性：受害者是否完全信任、是否被有效孤立、是否在心理上产生了依赖。我设计了一套评分体系，用来评估每个‘业务员’的操控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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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超的脸色已经铁青，马强握紧了拳头。
陶成文继续推进：“你设计了至少三起复杂的诈骗案件——深圳林女士案、成都陈先生案、上海学生案。这些案件有明显的实验性质。你当时在研究什么？”
危暐这次停顿了更久——五秒钟。音频分析显示，这五秒内他的呼吸模式从平稳变为浅快，最后又恢复。
“我在测试道德脱敏的临界点。”他终于回答，“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开始为作恶寻找理由？学习作恶需要多少正反馈？以及最重要的——”
他停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什么？”陶成文追问。
危暐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细微的波动，不是情绪波动，而是某种……计算中的犹豫。
“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说，“当一个人系统性地教导他人作恶时，他自己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变化。我是研究者，但也是研究工具。”
这句话让会议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把自己也当成了实验对象。在KK园区，他不仅在培训骗子，也在观察“培训骗子”这件事如何影响他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这一轮。”陶成文看向笔记本上的文字，那是昨晚张帅帅和魏超讨论时提出的核心问题：
“你为什么要离开KK园区？”
这个问题问出后，音频分析曲线出现了整个会议开始以来最大的波动：心率从75骤升至92，呼吸深度明显增加，声音基频有0.3赫兹的上升——这些数据在后台屏幕上被标红。
危暐沉默了整整十秒。
十秒后，他说：
“因为有一天，我培训的一个‘学生’，用我教的技术，骗了一个癌症晚期患者的救命钱。患者三天后去世。那个‘学生’在庆功宴上炫耀这件事时，我意识到……”
他又停顿了。
“意识到什么？”沈舟轻声问。
危暐的声音低了一些，但依然清晰：
“我意识到，我设计的评分体系里，没有‘受害者死亡’这个扣分项。在我的理论模型里，受害者只是数据点，他们的痛苦只是需要测量的变量。但那个患者的死……不在变量集里。”
“所以你是出于愧疚离开的？”曹荣荣问。
“不。”危暐快速否认，“不是愧疚。是认知失调。”
他调整了一下坐姿，模糊的面容似乎转向了摄像头的方向：
“我离开，是因为那起死亡暴露了我理论模型的缺陷。如果一个模型无法预测极端后果，那它就不是好模型。我需要一个更干净、更可控的实验环境，来重新设计和完善我的理论。”
“于是你选择了张坚。”付书云的声音冰冷。
“是的。”危暐承认，“张坚案是一个升级版的实验。更精确的控制变量，更长的观察周期，更完整的数据链。而且这一次，我是唯一的操纵者，不需要通过培训中间人来施加影响。”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混合着愤怒和寒意的气氛。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异于常人——他人的死亡，对他来说只是“模型缺陷”的证据。
陶成文看了一眼时间，第一轮提问结束。
“现在进入第二轮提问。”他说，“魏警官，马警官，请。”
魏超站起来，走到摄像头前。他的脸色铁青，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模糊人影。
“危暐，”魏超的声音像生锈的铁，“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他停顿，确保每个字都清晰：
“在你培训的那些骗子里，有没有人后来被抓住，被判刑，甚至被枪毙？你知道他们的结局吗？你关心过吗？”
这是昨晚魏超和张帅帅讨论时，决定要问的“人性之问”。不是问理论，不是问模型，是问最朴素的人性：你在乎那些被你变成恶魔的人吗？
危暐沉默了。
这一次的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二十秒，三十秒，四十秒……音频分析显示，他的呼吸变得极其轻微，心率下降到68，低于正常值。
一分钟后，他终于开口，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可以被称作“情绪”的东西——不是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