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群策群力，利用梵净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草药解救伤病员的痛苦。梵净山的中草药治愈了千千万万黔东人民的病。当红三军在老百姓中树起“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形象后，这些乡土医生自告奋勇地为苏维埃服务。他们带领群众上山源源不断地采来中草药，一篓篓送到红军医院，还有一些乡间名医和红军医生一起为军民服务。在南腰界，参加红军医院工作的乡土医生多时竟达六七十个，他们有的处方，有的配药，有的煎药，有的护理，使一个个伤员病愈出院。的确，梵净山周围的乡土医生和梵净山中药材为根据地医疗卫生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拓宽医疗渠道，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红军初到黔东，因水土不服，不少官兵呕吐、泻肚、生干疮，许多农家有治疗这些疾病的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一些农民还掌握正骨、消毒的土良方。红军医院床位有限，为了减轻红军医院压力，同时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红三军军长贺龙指示，依靠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将患有这类疾病的伤员寄托在有医治能力的农家治疗，这些农家在苏维埃管理下，担负起对病人护理、治疗和生活照料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给予他们适当的报酬。通过这一途径，许多较轻的病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自己的岗位。
四、保密事业的开创
作为一块新的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必然会遭到敌人的进攻和破坏，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刺探军情，因此，保密工作就被提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
1934年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一号》作出明确的规定：要“建立秘密的交通机关，这种交通机关，有专门的系统，担任交通工作的人，不参加其他工作”，“共产党是永远不应该停止同敌人斗争的。如果放弃秘密工作的准备，如不能使党在秘密条件之下继续活动，继续进行革命的斗争，结果在敌人压迫之下便陷于狼狈的逃跑。现在黔东苏区的许多工作同志，只学会公开的方式（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完全没有决心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革命的工作，所以不学习秘密的工作方式，以及公开与秘密的联系……这便是白区工作停顿……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必须遵照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所提出的“整个环境，要求各国共产党及时准备秘密环境的干部，严重的组织反奸细的斗争，把严格的秘密方法，和最大限度的保证最好的群众关系结合起来，克服秘密组织自身组织上和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通告·黔字第二号》又强调：“革命委员会要组织秘密的交通网和侦探队”，“组织挺进队、先锋队、冲锋队、夜袭队、肃反队来进行各种斗争。”
湘鄂西中央分局这些指示得到了落实。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保卫局，局长由罗亨举、黎光富担任。主要承担三项任务：一是防奸防特；二是巩固红军队伍；三是保卫苏维埃政府安全。它“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以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① 按照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印发的《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中“革命委员会，可直接组织红军、游击队及自卫队和政治保卫队”的规定，红军部队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红三军设政务科（又称锄奸队），其工作主要由江琪、谷志标等负责，师、团、营设政治特派员。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政治保卫队，确定了交通员，并“实行候补人制度，书记、组织、宣传均有候补人”。担任保卫职能的部门，履行密切监视“苏区周围反动势力的组织以及他的走狗，与他们影响的下属群众”①和清除内奸、镇压反革命，鼓动群众斗争的任务。政治保卫机关有一套工作制度，比如：不开党员大会，只开小组会；党的指导，以不用文件为原则，只口头指导；区委支部，不保存党员名单、名册；担任交通工作的人，不参加其他工作；侦探工作发动妇女、儿童来做；“党加强党对于保卫局的领导”；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可疑情况，追查到底等等。这些措施，对于迅速安全传达根据地党的指示，保障党、红军和苏维埃组织的安全，对于有效粉碎敌人的破坏，击退敌人的进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建立司法系统
在黔东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初期，特别是在进行土地没收和分配之后，地主豪绅失去了政权，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