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严旨再次压下：张光藻、刘杰，虽不偿命，但失职之罪重大，必须严惩！发配黑龙江效力赎罪！陈国瑞既查无直接罪证，免于处分。
李鸿章接到旨意，眉头紧锁。发配黑龙江，苦寒之地，九死一生，与死刑何异？他深知张、刘二人虽有失职，但在教案爆发前的混乱中，也曾竭力弹压，并非无所作为。此罚过重！但朝廷态度坚决，尤其考虑到俄商三条人命仍需一个“交代”，他知道在此事上已无回旋余地。
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为二人打点行装，多拨盘缠，并密信关照沿途官员稍予照拂，留下一点日后或许能设法开释的渺茫希望。
他将目光转向了俄国案。孔气领事很快给了他积极回应。俄国政府此时正忙于在欧洲站队（倾向于普鲁士），对远东这桩“生意”只想尽快了结拿钱。
对于四名已被曾国藩判了斩立决的“俄案凶手”，俄国方面表示，只要赔偿数额令其满意，具体执行方式“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李鸿章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即指示负责刑名的官员，以“案情复杂，证据尚存疑点，需详加复核”为由，将俄案四名凶犯的“斩立决”改为“监候待审”（死缓）。
这四颗人头，就这样从铡刀下被硬生生抢了回来！李鸿章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可能仍需流放或长期监禁，但至少，他避免了在法国人退让后，再因俄国案而增添新的、不必要的流血。
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1870年10月17日），一份由李鸿章主稿、曾国藩联署的《复审津案拟结情由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飞递北京。
这便是震惊朝野的“第二次奏结”。
奏折的核心内容如同一份精密的清单：
1. 人命：*新增五名“正凶”，维持原十五名“正凶”判决，共二十名案犯判斩立决（全部为杀害丰大业、西蒙及焚烧教堂之“主犯”，不含俄案四人）。
2. 流放：增四名“从犯”发配充军，加上原判二十一人，共二十五人充军流放（此部分包含了对俄案一定程度上的象征性惩戒，以及部分参与打砸英美教堂情节严重者）。
3. 官员处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记名提督陈国瑞，查无确凿煽动证据，免于议处。
4. 赔款：*赔偿法国抚恤银及焚毁资产银共21万两；赔偿俄国抚恤银3万两；赔偿英美等国教堂、财产损失银1万两。总计25万两白银（较最初列强漫天要价，已大幅缩减）。
5. 外交道歉：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钦差大臣，专程赴法国道歉。
这份奏结，字里行间浸透着李鸿章的手腕与妥协的艺术。
它彻底放弃了曾国藩最初奏结中试图保住的官员性命（张、刘发配实同死刑），在死刑人数上增加至二十人，以满足朝廷和洋人“严惩”的表面需求，平息汹汹物议。然而，其内核却处处体现着李鸿章的“减法”智慧：保住了陈国瑞；俄案四名死囚得以活命；赔款总额被大幅压缩，尤其俄国的赔偿仅三万两，远低于其最初要求；最关键的是，法方索要官员抵命的最高目标被彻底挫败。崇厚赴法道歉，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外交姿态，在法国本土一片混乱、第三共和国初立之际，其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当这份奏结的详细内容通过邸报和民间渠道传开时，如同在滚沸的油锅中泼入了一瓢冷水，舆论瞬间炸裂。然而，所有的攻击矛头，几乎都清一色地对准了那个被迫联署的名字——曾国藩。
“曾涤生（曾国藩字）老矣！昏聩无能！畏夷如虎！” 茶馆酒肆间，士子清流们拍案怒斥。
“十五颗头不够，又添五颗！二十条人命！发配官员！赔款数十万！还要遣使谢罪！奇耻大辱！丧权辱国！” 言辞激烈的揭帖甚至贴到了湖南会馆的外墙。
“什么‘中兴名臣’？分明是‘卖国第一臣’！” 极端者更是口不择言。
京城之内，以军机大臣、清流派领袖李鸿藻为首的一批守旧官员，更是对曾国藩发动了猛烈的政治围攻。
奏章雪片般飞向西太后和皇帝的案头，痛斥曾国藩处置乖无方、辱国失体，要求朝廷严加议处，甚至有人喊出“重治其罪，以谢天下”的口号。
他们选择性忽略了李鸿章在此案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所有的妥协、所有的“软弱”、所有的“耻辱”，都归咎于曾国藩最初仓促的处置和最终联署的奏结。
这些诛心之论如同淬毒的利箭，一支支射向病榻上的曾国藩。
自抵达保定后，他本就沉重的心病，在教案的煎熬和朝廷的催逼下已转为沉疴。
此刻，听着长子曾纪泽读来的那些充满恶毒攻击的邸报摘要和流言蜚语，曾国藩脸色灰败，胸口剧烈起伏，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染红了素白的被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