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淑亚被驳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只能徒劳地重复着“抗议”、“法兰西的尊严”等空洞字眼。他精心构建的绞索，此刻竟牢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谈判不欢而散。气急败坏的罗淑亚连夜赶赴北京，试图绕过李鸿章，直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加最高压力。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和文祥等大臣，似乎也深得李鸿章“真传”。面对罗淑亚的咆哮，他们或是一脸无奈地表示“此案已全权委于李中堂，我等不便置喙”。
或是顾左右而言他，大谈天气、琐事，再不然就是一脸诚恳地承诺“定当催促李中堂加紧办理”，却始终不给一句实质性的答复。连续数日，罗淑亚如同撞进了一团巨大的棉花里，空耗精力，毫无进展。这种官僚体系炉火纯青的“推”、“拖”之术，让习惯了直来直去的罗淑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desperate）。
就在罗淑亚在京城的官场迷宫中疲于奔命、焦灼万分之际，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通过刚刚连通不久的电报线，从遥远的欧洲大陆，如同飓风般席卷了天津和北京——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亲率的十余万大军，在色当（Sedan）要塞，向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屈膝投降！皇帝本人成了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轰然崩塌！
消息传到李鸿章案头时，他正在批阅公文。幕僚几乎是冲进来报告的。李鸿章猛地抬起头，眼中瞬间爆发出慑人的精光，握着紫毫笔的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他霍然起身，在书房内来回踱步，口中喃喃：“色当……色当……好！好一个色当！” 他猛地停下脚步，望向窗外阴沉的天空，嘴角难以抑制地向上扬起，最终化作一声低沉却无比快意的冷笑：“天助我也！罗淑亚，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立刻伏案疾书。一封是给仍在京城徒劳纠缠总理衙门的罗淑亚的“慰问”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国遭遇“不幸”的“深切同情”，但话锋一转，极其“善意”地提醒公使阁下，值此国家危难、急需稳定内外之际，天津教案悬而不决，实非法国之福，更可能被普鲁士等“别有用心”之国利用，损害法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
这封信如同一把裹着天鹅绒的匕首，温柔而致命地扎进了罗淑亚最脆弱的心房。
另一封密信则火速发往俄国领事孔气。
李鸿章毫不掩饰地利用了法国战败、威信扫地的绝佳时机，再次强调俄案“重赔偿、轻人命”的解决方案，暗示此时正是俄国展现“大国风范”与“务实精神”，率先与中方达成协议、获取实际利益（高额赔偿）的最佳窗口期。他甚至暗示，若俄方在此事上给予“关键性协助”，未来在涉及俄国利益的其他问题上，中方定会“投桃报李”。
色当惨败的消息，对罗淑亚而言，无异于五雷轰顶。
他接到李鸿章那封看似慰问、实则通牒的信函时，正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屈辱和前途未卜的恐惧中。
李鸿章信中点出的“普鲁士可能趁虚而入”的警告，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神经。法国本土已岌岌可危，哪里还有余力在远东为了一桩教案再启战端？
若因自己的强硬导致事态失控，给了普鲁士插手干预的借口，他罗淑亚必将成为祖国的罪人！
巨大的恐惧瞬间压倒了复仇的执念。当李鸿章再次发出谈判邀请时，罗淑亚几乎是怀着一种解脱的心情回到了天津的谈判桌旁。
他强撑着最后一丝帝国公使的尊严，但语气和眼神已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咄咄逼人。
“李中堂，”罗淑亚的声音带着疲惫和沙哑，艰难地开口，“关于……关于要求贵国处决张光藻、刘杰、陈国瑞三位官员之事……鉴于当前……复杂的情势，为体现法兰西解决此案的诚意，促进两国关系回归正轨，本人……本人撤回此项要求。”
这句话仿佛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他心中法兰西帝国在远东不可一世的荣光，随着这句话，彻底黯淡下去。
李鸿章心中一块巨石落地，但面上依旧沉静如水，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理解”与“惋惜”：“公使阁下能审时度势，以两国邦交大局为重，实乃明智之举。
本大臣深表钦佩。” 法方最核心、最无理的要求，终于被彻底粉碎。
然而，朝廷的压力并未因法国的退让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