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记不清自己几岁了，只知道打记事起，阿娘就总说“女娃家，学做女红才是正路”。可还没等她学会绣完一朵完整的木棉花，阿娘就跟着一场秋痢去了，临终前把她的手按在木棉纺车上：“囡囡，手巧了，日子才不会漏风。”后来阿爹再娶，后娘的笤帚疙瘩成了她的“家常饭”，十二岁那年被塞进朱家做童养媳，说是“换口饱饭”，却不想进了座活阎王殿。
朱家男人脾气暴躁，稍有不顺就摔碗砸盆，后婆婆更是把她当牲口使：天不亮就得去棉田摘棉，回来要连夜轧籽、弹花，纺车转得慢了，笤帚柄就重重落在背上。有回她实在困得打盹，棉线断了好几茬，婆婆揪着她的头发往纺车上撞，额角磕出的血珠滴在青布衫上，像朵开败的梅——那是她人生中第一回觉得，这整日和棉麻打交道的日子，竟比棉籽壳还扎人。
夜里蜷在柴房的草堆里，她摸着墙上不知哪年哪月的纺车刻痕，听着窗外北风卷着棉絮打在竹篱上的“簌簌”声，忽然想起阿娘说过，南海那边有个崖州，遍地种着白生生的木棉，黎族姐妹织的布像云朵一样软，连天上的织女见了都要夸。“要是能去那样的地方……”她把冻僵的手指塞进袖口，睫毛上凝着的霜花随眼皮颤动，恍惚间，柴房的破窗缝里漏进一缕月光，在纺车的木轴上镀了层银边，像条隐约的路，通向看不见的远方。
至元二十一年的暮春，乌泥泾的棉田刚冒出新绿，黄道婆却揣着半块硬饼，躲在运棉的木船上发着抖。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朱家的——只记得那天夜里，男人又喝了酒，拳头雨点般落下来时，她抓起桌上的剪子胡乱挥了一下，趁着混乱撞开后门，光着脚在棉田里跑了整夜，直到看见江上泊着艘去泉州的商船，咬咬牙就爬了上去。
船过琼州海峡时，海浪把她颠得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可当第一眼看见崖州的红土地，看见漫山遍野开得像火一样的木棉花，她忽然觉得胸口的闷气散了些。崖州的黎族姐妹心软，见她衣裳破烂、头发乱得像团麻，便把她带回了黎寨。老阿妈用椰油擦她背上的伤疤，阿妹们拉着她的手去看棉田：“你看这‘吉贝’，咱们黎人从种到织，样样有讲究呢。”
黎寨的棉田和乌泥泾不同，这里的木棉长得 很好，花开时红得像晚霞，收了棉桃后，黎族姐妹教她用“赶弓”弹花——那是根缠着牛筋的大竹弓，用木榔头敲打时，棉絮便像雪花般飞起来，比乌泥泾那根短木弓省力十倍。纺车也不一样，崖州的“脚踏三锭纺车”能同时纺三根线，阿妹踩着踏板，双手灵巧地翻动，棉线就像流水般从指尖淌出来，看得黄道婆眼睛都直了：“原来纺线还能这样……”
她像块干透的海绵扎进织染堆里。黎寨的阿姐们教她认染料：苏木煮出的红是“夕阳红”，蓝靛染的青是“海水青”，连树皮和野花都能调出好看的颜色。织机前，老阿妈把木梭塞到她手里：“阿妹，织锦不是死功夫，要把心里的景儿织进去，风怎么吹，云怎么飘，花儿怎么开，线跟着心走，布才会活。”她跟着学织“黎锦”上的蛙纹、鹿纹、天上的星子、地上的溪流，手指磨出了茧子，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踏实——在这里，没人骂她“贱骨头”，没人拿笤帚打她，姐妹们会把热乎的椰香饭团塞给她，老阿妈会在她熬夜学织时，往她肩头披件绣着木棉花的黎布衫。
某个月圆的夜晚，她坐在黎寨的竹楼里，借着椰油灯的光穿针引线，窗外的海风裹着木棉花的絮子飘进来，落在她新织的布面上。忽然想起乌泥泾的阿娘，想起那架破纺车，想起自己逃出来时踩过的带露的棉叶——原来人真的能在别处找到暖，像棉絮裹住阳光那样，把日子过得软软和和的。她低头看着木梭在经纬间穿梭，忽然觉得这手里的线，织的何止是布，分明是从前不敢想的、透亮的日子。
在崖州一待就是三十年。黄道婆学会了黎寨所有的织染技艺，从种棉到纺线，从配色到提花，样样精通。她成了寨子里有名的“织娘”，阿妹们出嫁的嫁衣上，大多有她绣的花纹；老阿妈总说：“咱们的汉家阿妹，把黎人的手巧劲儿全吃透了。”可随着年岁渐长，她夜里望着月亮时，心里总像缺了块——乌泥泾的影子越来越清晰，那里有阿娘的坟，有童年的河，还有无数个在纺车前掉眼泪的夜。“阿娘说手巧了日子不漏风，可乌泥泾的姐妹们，还在使那笨拙的轧花车吧？”
元贞年间的春天，黄道婆跟着一艘北上的商船踏上归途。临行前，黎族姐妹往她的包袱里塞了新纺的棉线、染好的花布，还有那架陪了她多年的脚踏纺车：“阿姐，把咱们的手艺带给北边的姐妹吧，让她们也知道，棉布衣能做得多软和。”船离崖州时，她站在船头，看着岸上的木棉花渐渐变成红点，忽然想起第一次看见崖州时的自己，像只折断翅膀的鸟，如今却带着满肚子的技艺，要回那片生她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