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周奕现在对张素珍这个女人有所怀疑。但其实有所接触后，他的内心还是存在一丝不确定的。毕竟因为陈彦军不同意女儿的恋情，所以买凶杀人，这个动机听起来，实在不像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齐帅的呼吸骤然停顿了一瞬。他瞳孔猛地收缩，像被针扎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抠进审讯椅扶手的木纹里，指节泛出青白。那不是惊讶，是某种被强行掀开陈年痂疤时撕裂皮肉的钝痛。“……不是。”他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铁锈，“我是他们亲生的。”周奕没说话，只把桌上那份早已调阅过的户籍档案推过去半寸。纸页边缘整齐，却在“曾美华”与“齐大志”的婚姻登记栏旁，用红笔圈出了一个极小的备注：** 补录出生医学证明（原始存根缺失）**齐帅盯着那个红圈，嘴唇微微翕动，却没发出声音。侯堃在旁轻咳一声，声音压得很低：“齐帅，你母亲……有没有提过你小时候的事？比如——你几岁会走路，几岁喊的第一声‘妈’？有没有拍过周岁照？家里有没有老相册？”齐帅缓慢地、极其缓慢地摇了摇头。“没有。”他说，“一张都没有。”他忽然抬眼，目光第一次真正聚焦在周奕脸上，不是躲闪，不是空洞，而是一种近乎灼烧的疲惫：“我十岁之前，家里连镜子都没有。我妈说……镜子照多了，魂会飘出去。”周奕喉结微动。这不合常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便普通工人家庭，也极少有连一面穿衣镜都置办不起的。更别说，齐大志是市纺织厂技术科的正式工，工资虽不高，但福利稳定，年终还有布票粮票——那年头，布票能换两块玻璃。“她不让你照镜子？”“不止。”齐帅扯了扯嘴角，那弧度毫无温度，“她把我所有课本的封皮都撕了。说字印得太深，看多了眼睛会瞎，心也会黑。”侯堃翻档案的手顿住。周奕却想起另一件事——法医报告里，齐大志干尸的耻骨联合面磨损程度，结合其身高、骨密度与牙齿磨耗，最终给出的死亡年龄修正值是：**43岁±6个月**。而户籍档案上，齐大志的出生年份写着1953年。可他在1997年死亡时，户口本显示为44岁。差一岁。不是误差，是刻意抹平的痕迹。“你妈……”周奕缓缓开口，每个字都像从冰水里捞出来，“有没有给你打过预防针？卡介苗、百白破、脊灰糖丸？社区医院每年组织的儿童体检，她带你去过吗？”齐帅怔住。他下意识摸向自己左上臂外侧——那里本该有一道浅褐色的卡疤。可摸到的，只有一片平滑、细嫩、毫无印记的皮肤。“没有。”他喃喃道，“我……从没打过针。”审讯室顶灯嗡嗡作响，光线惨白。周奕靠向椅背，指尖无意识敲击桌面，三下，停顿，再三下。这是他思考重大疑点时的习惯动作。此刻节奏却乱了。一个孩子，从未接种疫苗，从未体检，家中无相册无镜子无周岁照，连出生医学证明都是补录的——这已不是疏忽或贫困能解释的。这是系统性地，将一个人从社会记录中“擦除”。而执行者，正是他的母亲。“那……你爸呢？”周奕忽然问，“齐大志，他对你怎么样？在你还小的时候。”齐帅垂下眼，盯着自己交叠在膝上的手。那双手瘦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极短，边缘带着常年用力的薄茧。“他……”他声音轻下去，像怕惊扰什么，“他总在修东西。”“修什么？”“收音机、自行车、电风扇……后来是电视机。”齐帅抬起眼，眼神有些涣散，“他修东西的时候，从来不让我靠近。说零件太小，会吞下去。说螺丝太尖，会扎破手。说电流太毒，会钻进骨头里。”周奕心头一跳。“他修电视？哪一年开始的？”“我记不清了……反正，在我家那台牡丹牌十四英寸彩电买回来之后。”齐帅回忆着，“那会儿我才六七岁。他天天抱着说明书，拆了装，装了拆。可那台电视……从来就没亮过。”侯堃立刻翻开笔记本：“1991年冬，齐家购入牡丹彩电一台，发票存根在卷宗附件三。”周奕闭了闭眼。一台买来就坏的电视，一个拒绝让孩子接触任何电子产品的父亲，一个连镜子都要藏起的母亲……他们防的，究竟是什么？不是危险，不是意外。是“看见”。是“被看见”。审讯室外走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接着是侯堃下属压低嗓音的汇报：“周队，查到了！齐大志1980年技校毕业分配进厂前，曾以‘家庭突发变故’为由，三次申请调岗——第一次想去锅炉房，第二次想进仓库，第三次……想调去厂医院太平间做杂工。全被驳回了。”周奕霍然起身。侯堃也猛地坐直：“太平间？！”“对。”下属递进一张泛黄的复印纸，“理由写的是‘需要安静环境，便于照顾病重家属’。可我们查了当年纺织厂职工医院全部住院记录——那两年，齐大志本人、曾美华、以及他们双方直系亲属，没有任何住院或门诊记录。”死寂。只有挂钟秒针走动的咔哒声，一下，又一下，敲在人耳膜上。齐帅依旧坐着，但肩膀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他死死咬住下唇，直到尝到一丝铁锈味。“所以……”他忽然笑了一声，极轻，极哑，“他根本不是我爸。”不是疑问，是陈述。周奕没否认。他重新坐下，身体前倾，目光如钉：“齐帅，你母亲曾美华，有没有在你很小的时候，给你唱过歌？不是摇篮曲，是那种……很老的、带点哭腔的民谣？”齐帅猛地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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