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这封红头文件,不只是给苇海村的肯定,更是卢源当年埋下的一颗种子,终于破土成林。
回村路上,拖拉机突突地响着,车斗里堆满了新采购的温控传感设备。这是为即将上线的“全程冷链溯源系统”准备的,每一箱蔬菜从采摘到装车,温度、湿度、位置都将实时上传至云端平台。市科技局派来的技术员说,这套系统一旦跑通,将成为全国首个村级主导的智慧农业物联网节点。
“咱们现在不是种菜了,是种数据。”宋晓雨笑着打趣他。
李天明咧嘴一笑:“数据也是庄稼,得勤浇水、常除虫。”
话音未落,口袋里的手机震了起来。来电显示:**刘书记**。
他接起,那边声音沉稳:“小李啊,省委常委会昨天专题研究了乡村振兴工作,点名表扬了你们‘苇海模式’。书记说,一个村子能把产业做成品牌、把品牌做成标准,不容易。下一步,想请你牵头起草一份《村级经济组织参与区域协同发展路径建议书》,月底前交上来。”
李天明握紧手机:“我……尽力。”
“不是尽力。”刘书记语气严肃了些,“是要代表基层发声。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地方搞振兴,还是靠输血,年年要补贴,村集体没自主权,合作社形同虚设。而你不一样,你是真正在造血。省委希望借你的经验,撬动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
电话挂断后,李天明坐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久久未动。
他知道,这已经不再是“做好一个项目”的问题了,而是要在制度层面留下痕迹。可他也清楚,越是往上走,越容易脱离泥土。他曾亲眼见过一些村干部,一进市里开会就学会了打官腔,回到村里说话都带着鼻音;也见过不少“典型”被层层包装,最后成了橱窗里的展品,好看却不中用。
他不想变成那样。
当晚,他召集合作社理事会开了个夜会。七个人围坐在村委会的小会议室里,桌上摆着热茶和手写的议题清单。
“各位,”李天明开门见山,“省里让我们写建议书,核心就一条:怎么让千千万万个‘苇海’自己站起来,而不是等着上面扶。”
“那就写实话。”会计老赵拍桌子,“就说咱是怎么一点一点攒钱、跑关系、谈合同的。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词儿!”
“对!”妇女主任张桂兰接过话,“就说我们女人也能当质检组长,能开冷链车,能在日本商超的验货单上签字。这不是政策给了机会,是我们自己争来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火药味浓,却格外真实。
李天明默默记下每一条意见,心里渐渐有了轮廓:这份建议书,不能是汇报材料,而应是一份来自土地的宣言??**农民不是被拯救的对象,而是改革的主体**。
三天后,他带着初稿去了省城。
党校研修班已经开课两周,课程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白天听宏观经济、城乡规划、财政体制改革,晚上还要写案例分析。同班学员大多是各地市的副处级干部,西装革履,谈吐讲究。只有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拎着保温杯,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方言式的批注。
但他并不怯场。
在一次分组讨论中,有人提出:“当前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人才流失,年轻人不愿回来。”
李天明抬起头,平静地说:“我不完全同意。问题不在人愿不愿意回,而在回来了能不能干事。我在村里见过太多有本事的年轻人,一回来就被琐事磨平了棱角。报个项目要盖八个章,申请贷款要托三个人,连买台新农机都要看镇领导脸色。你说他还能待得住吗?”
会议室一时安静。
他又说:“所以留人的关键,不是发补贴、建宿舍,而是赋权。让村级组织有决策权、财务权、用人权。就像我们合作社,理事长由村民大会直选,账目每月公示,重大事项必须过三分之二社员同意。这样的地方,谁不愿意回来?”
一位来自财政厅的学员低声感叹:“你这不是在搞乡村治理,是在做基层民主实验。”
李天明笑了笑:“我只是觉得,老百姓最懂日子该怎么过。我们做的,不过是把钥匙还给他们。”
那晚,他在宿舍写了整整六页纸,把白天的话重新梳理了一遍。临睡前,翻开床头那本卢源送他的《毛泽东选集》,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第一次带队去哈尔滨跑销路时,在火车站拍的。照片背面写着卢源的字迹:**“走得再远,别忘了为什么出发。”**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终于提笔在日记本上写下新的感悟:
**“权力不在高处,而在人心。真正的改革,是从信任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