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大柳镇小学时的情景。那时振兴刚满六岁，瘦得像根竹竿，穿着补丁裤子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低头抄写拼音，笔尖几乎戳破纸页。老师说这孩子聪明，可家里穷，连本课外书都买不起。那天晚上，他背着儿子走在泥路上，月光照在田埂上，也照在他心里那一块从未愈合的伤口上：原来有些差距，不是靠努力就能拉平的。
如今，那块伤口正在结痂。
第二天清晨，李天明拨通了苏崇兴的电话：“亲家，我答应你。但有个条件??我不挂虚职，不走形式，我要能真正推动政策落地，尤其是教育公平和基层医疗改革。”
“组织考察程序走完之前，谁也不敢打包票。”苏崇兴语气谨慎，“但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他们需要一个‘不像官’的人。”
李天明笑了：“那我就继续做个‘不像官’的人。”
消息传出后，舆论迅速发酵。有人支持，称他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代表”；也有人质疑，说他不过是借公益之名行政治投机之实。某知名网络论坛上甚至掀起一场激烈辩论，标题赫然写着：“李天明参政，是时代的进步还是资本的包装？”
面对争议，李天明始终沉默。直到一周后，《京南日报》刊发了一篇署名文章《我为什么愿意走进那个房间》，才终于回应。
文中写道：“有人说，政协是权贵的游戏场。可我想问一句：如果清流都不愿进去，那这个房间岂不永远被浊气占据？我不是去争位置的，我是去争话语权的。争一个让乡村教师工资按时发放的机会，争一个让留守儿童不再因贫困辍学的制度，争一个让普通人也能参与国家治理的通道。我不怕被人说是作秀，只要这场‘秀’能让十万孩子读上书，我就演到底。”
这篇文章如石投湖心，激起千层浪。无数普通民众留言转发，一位云南支教老师写道：“我们不怕你们来视察，只怕你们不来。你们不来，我们就真的被忘记了。”一位河南农民工父亲说：“我没文化，说不出大道理，但我希望我娃将来上学，别再看人脸色。”
而在这场风暴中心，李天明却已悄然启程，奔赴西北调研。
黄沙漫天的戈壁滩上，他穿着旧布鞋，踩着碎石走进一所只有三间教室的村小。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名叫赵文芳，三十年前从师范毕业便扎根于此，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自己却从未离开。
“我们这儿冬天零下二十度，水管冻裂，师生要步行两公里挑水。”她带着李天明参观校园，声音平静，“去年有六个孩子考上县重点中学，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李天明蹲下身，摸了摸教室地板上的裂缝：“为什么不申请修缮资金？”
“申请过七次。”赵文芳苦笑，“材料齐全，流程合规，可每次都被‘研究研究’没了下文。上面说我们规模太小，不符合集中办学标准，建议合并到十五公里外的镇中心校。”
“可那些孩子最小的才七岁！怎么住？怎么吃？”
“所以我们就自己扛。”她说着，从讲台抽屉里拿出一叠泛黄的照片，“这是我带过的所有毕业生。每一张背后都有名字、去向、联系方式。我说过，只要还有一个学生愿意留下，我就不会关掉这所学校。”
李天明接过相册，手指微微颤抖。
那一刻，他决定了此行最重要的提案方向。
回京途中，他在火车上写下了《关于建立“微型学校专项保障基金”的建议草案》，明确提出：对全国在校生不足百人的乡村教学点实施财政单列支持，确保其基本运转经费、教师待遇、安全设施不低于城镇同类学校水平；同时设立“坚守奖”，每年表彰一批长期服务于偏远地区的基层教育工作者。
这份草案尚未正式提交，却被媒体提前披露。一时间，“百人以下学校该不该保留”成为全民热议话题。反对者认为这是资源浪费，支持者则疾呼：“不是学校太小，是我们的心太冷。”
关键时刻，苏明明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中，她站在大柳镇老屋门前，身后是一群正在朗读课文的小学生。
“各位还记得我父亲吗？”她轻声说，“他十四岁丧母，靠着村里人凑的三十斤玉米面才活下来。后来乡亲们集资供他去县城读书，临行前，老支书握着他的手说：‘天明啊，你要是出息了，别忘了咱这穷地方的孩子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镜头缓缓扫过孩子们的脸庞，有的牙齿还没长齐，有的鼻涕挂在脸上，但他们的眼睛亮得惊人。
“今天，我想替我爸回答一句：他没忘。而且，我们全家都不会忘。”
视频结尾，她举起一块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一行字：
**“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