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范仲淹的离开京城，新政集团就此分崩离析。不久，欧阳修被任命为河北路都转运使出京公干，而富弼也自请前往河北主持边事，赵祯对此也没挽留，他任命富弼以枢密副使之职兼任河北宣抚使。至此，范仲淹和富弼这两位新政的首脑人物都相继离开了京城，所谓新政就此名存实亡。
余波很快在京城蔓延，因为欧阳修被调出京，他在谏院的两位亲密战友蔡襄和孙甫便记恨上了宰相晏殊。原因就在于欧阳修出京是晏殊的主意，当初是他提拔欧阳修担任知谏院之职，但欧阳修这张大嘴巴也确实太过多舌，这让晏殊有些不胜其烦，于是他这才以公干为由将欧阳修赶到了河北。任命一经下达，蔡襄和孙甫进言极力挽留，但晏殊不为所动。
一怒之下，蔡襄和孙甫给了晏殊一刀，他们上疏指责晏殊曾经在为李宸妃写墓志铭时没有将李宸妃是赵祯生母一事写上去，此乃大罪一桩。另外，他们还指控晏殊滥用职权擅自调动军士为自己修房子，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工钱。因为这两件事，堂堂宰相晏殊被罢为工部尚书并被赶到颍州去做知州（今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 。
扳倒了晏殊的蔡襄和孙甫也没能留在京城，他们因为反对时任青州知州陈执中出任参知政事未果而自行请求外放为官，赵祯同样批准。就此，以欧阳修为首的君子党言官集团也几乎全都被赶出了京城。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蔡襄、孙甫，这些人几乎就是新政集团的大半个组织框架，他们的相继离开其实也就意味着新政的命不久矣，而赵祯此时对君子党以及对新政的态度也就此显露无遗。吕夷简生活都快要不能自理的时候他都不想罢了吕夷简，可他对这些人的外放请求却是一律照准，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在范仲淹等人相继离开之后，围绕着他们的那场阴谋论丝毫没有就此停歇的意思，而此时仍然待在京城的石介无疑就是众人重点攻击的对象。在当下这种局面之下，现在的石介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轻狂，他几乎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年的十月，朝廷下发的一道任命书摆在了石介的面前： 特命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今山东鄄城） 。
这就完事了吗？非也！石介根本没能去上任，原因就在于这道任命下发之前他就已经因为新政的失败而忧愤成疾。这一病他直接病了十个月，次年七月他死在了自己的家中。可悲又可叹的是，当石介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不过才刚刚四十岁！
理学的先祖之一就这样英年早逝！
我们常说有些人总是能够教导别人如何去经营好自己的人生，但他自己却活得一塌糊涂。一代儒学宗师石介尚且如此，我等又何能例外呢？这话可能消极了一些，但我想表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思想上的巨人不应该是行动上的侏儒，否则就是在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而自己却活成了一个误人误己的失败者。做人首先得正己，如此方可为人师表，否则就只能是误人误己。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促使范仲淹和富弼相继申请外放戍边的事。历史上有很多事情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比如西夏皇帝李元昊此时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又是为什么要主动作死去招惹辽国人？
持续数年的宋夏战争虽然让宋朝狼狈不堪且屈辱不断，但宋朝不管怎么说还是守住了地盘，而且边防也谈不上是被李元昊给打崩溃了，这当然应该归功于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比较扛揍的抗击打能力。反观西夏，总体而论他们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但这只是针对在战场上而言，在战场之外他们却是败得一塌糊涂。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自我安慰，因为在宋朝面前西夏毕竟是个小国，而战争除了战场上的生死较量，它更注重和依赖的是综合国力的比拼，兵员、经济、武器、钱粮，在这些方面宋朝对西夏具有碾压性的优势。如之前所言，这场战争对宋朝来说只是边足之患，顶多就是肢体之痛，可这场战争对西夏而言却是浑身都在伤口炸裂。
讲个故事：一条狗和一头牛在打架，几个回合下来，牛被狗抓伤了脸，而狗则被牛角给顶得内脏出血。对峙之中，面对这条仍然对着自己呲牙咧嘴且准备以命相搏的狗，这头牛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这是一头温顺的牛，温顺得甚至有些懦弱，它被狗抓伤了脸却仍然无意跟这条狗计较长短，更是无意与其拼个你死我活，它只想安静悠然地吃草散步。于是它向这条狗提出休战言和，而这条狗在喷出一口老血后竟然高呼自己打败了这头牛。更诡异的是，这条狗转过头又去和另一头牛打了起来，而这头牛正是辽国。
在此声明，我这个故事和比喻并没有要刻意侮辱西夏的意思，它就只是个纯粹的比喻而已。而且，狗也不是什么贬义词，它的勇猛和忠诚都值得赞扬，甚至于它在主人面前的摇尾乞怜和狗仗人势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忠诚，在这方面它实在比某些所谓的人强过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