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违反规定开办或参与各种类型的宴会在宋朝是较为频繁的现象，在南宋时期违反制度性规定的问题最为突出。因此，朝廷采取了一定的法律制裁手段进行治理，法律制裁的主要方式就是行政处罚，南宋的行政处罚是指在行政上革职不加以叙用、降职使用以及与其相联动的惩罚措施 [562]。虽然这些方式的惩罚力度都远轻于笞、杖、徒、流、死等刑罚，但在治理地方官员超标准公务宴会的过程中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560]
官员休假制度
宋徽宗时，本身有“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天宁节、天应节、宁贶节、真元节、元成节、开基节和天符节”等节日。后来又新增加了两个节日：天应节和开基节。宋高宗时，徽宗朝的五个节日都被他废除 [52]，唯有开基节被保存下来。 [51]
南宋初期，因为战争、战乱不断，官员们的节日假自然就被忽略，无论大小官员都必须正常入局治事。待边疆危机解除之后，皇帝就会恢复官员们的正常假期。宋孝宗时，大臣罗愿给皇帝说明前代是在国泰民安的基础上增建多项节日，用以显示天下太平。如果国家形势动荡，不应增加节日的数量，这样不仅会增加财政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亦会增加人民苦难。 [53]到宋宁宗时，官员们的节日假有所缩减。由北宋的七十六天减为六十七天。主要表现为：元日、寒食、冬至的休假天数由七天减为五天。 [54]
总体而言，南宋时，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边疆形势的影响，官员们所享有的节日假比北宋时有所减少，主要是大部分节日的休假天数有所变动，由多变少，虽然节日多，但天数少，这样就会导致总体的休假天数大为减少。 [51]虽然假期天数减少，但官员们可以不用办公，享受休务的待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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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制度
主词条：宋朝军制
南宋军事制度是在北宋军事制度崩溃的基础上，通过重组与一系列的调整建立起来的。它沿袭了北宋以来形成的“以文制武”传统和防御性战略，但抛弃了枢密院一三衙的统兵体制，先以御营使司为短暂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接着逐渐恢复枢密院事权，新的枢密院融北宋枢密院、三衙大权于一体，成为新的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并长期以宰相兼任枢密使，本身并无独立性，实际上是三省一枢密院的领导模式。地方统兵体制也几经变迁，大致经历了四大宣抚司阶段、各地都统司阶段、宣抚、制置使司节制都统司阶段和制置司领导各州节制屯戍军马司阶段。 [364]虽然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收兵权集重权于中央，但南宋中期以后地方统兵官员权力不断扩大，文臣逐渐取代武将，形成了所谓“军管型准行政组织”。 [365] [367]
军事力量
南宋初期，重建军事力量乃为必然之举。立国伊始，南宋中央就选定了两种军事重建方式：一种为军事机构性的逐步重建；另一种是扶持中央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 [8]南宋中央在招收溃兵、盗贼及勤王之兵等基础上，开始军事重建之路， [1]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从绍兴六年（1136年）始，军事重建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任务转为收诸大将兵权。其实从立国伊始，南宋中央就在培植亲近的军事势力，从御营司内的王渊，到神武副军的岳飞，皆是中央所扶持的力量，后只因岳飞势力发展太快，超出了中央所能控制的范围，中央才进而扶持神武军中的杨沂中，又拉拢张俊。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之时，中央所能控制的军马已颇为可观的情况下，己经具备收兵权的资本。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 [367]最终在两种方式的综合作用下，南宋中央完成收兵权之举，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顺利完成军事重建。 [8]
《中兴四将图》 [274]
南宋中央在重建军事力量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军队成分复杂、将帅不和与将帅不从命三个主要问题。中央在收兵权之时，就是要克服此三种问题的离心力倾向，将军队统一在国家的军事编制之中。最终在此三种问题的综合作用下，爆发了四次严重的危机，分别为：苗刘兵变、淮西兵变、第一次“绍兴和议”、收兵权。南宋中央对这四次危机的处理，并由完全被动逐渐转化成完全主动，实现了中央军事主体力量的重建，将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收归国有，由中央指挥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