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
1
2
1号数据出自《周书·卷六》 [53]
2号数据出自《通典·食货七》 [54]
因学者考虑逃避沉重赋役而避于寺庙的僧尼人口而认为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人口峰值达2200多万，后因北齐后主的残暴统治及齐末战乱，齐亡时人口锐减回两千万。 [55]
陈太建九年（577年）
1
2
1
2 [56]
1号数据出自《北史·卷十一》 [57]
2号数据出自《隋书·卷二十九》 [58]
据学者考证南陈实际人口达1500万 [1]
周大象二年（580年）
1
2 [59]
数据出自《通典·食货七》 [60]
注：仅含北周旧地，因学者考虑未纳入统计的军户、隐户、少数民族等人群而认为北周至少有1250万人。 [55]
周大定元年（581年）
数据出自《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 [61]
因考虑到隐匿户口，学者路遇、腾泽之认为北周灭齐后有3250万人。 [55]
土地政策
随着中原人口的大批南下，不仅使南朝增加了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南方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南朝政府对北来的流民起初采取侨立州郡的政策，后来，东晋和南朝政府为了扩大剥削对象，改行土断政策。
所谓土断，就是撤销侨州郡县和侨籍，让侨户和土着居民一起在当地着籍，并且同样负担国家的赋役。自东晋到陈朝时期，共进行九次土断。土断后，南朝境内的侨寓政府便陆续消失了。
农业
开发江南
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普遍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是长江中、下游的荆、扬二州。扬州是南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很快。宋在湖熟起废田四千多顷，向京口、姑熟移民。齐在句容修赤山塘。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107]。
三吴（吴郡、吴兴、会稽）经济发展尤为突出。宋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又在会稽一带开垦湖田，“皆成良业”。东晋、南朝政府的各种支出，主要依靠三吴。洞庭湖周围的荆、湘地区发展也很快 [32]。梁罢义阳（河南信阳）镇兵以后，“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108]。
与浙江相邻的闽中、鄱阳湖周围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此外，淮南地区，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寿春附近有芍陂灌溉农田，地方千里，“良畴万顷”，是重要粮食产地。江南地区普遍实行麦稻兼作，岭南种双季稻。
元嘉以前，淮南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元嘉末，由于宋魏战争，淮南遭到破坏。经过齐、梁二代的经营，江淮间一些地区的生产也迅速恢复、发展。益州则号称“沃野天府”，物产丰富。广州也是富庶的经济地区。 [86]
当时南朝作物品种日趋多样，耐寒及越冬作物日益普遍。此时，仅水稻品种就有30余种。昔日中原地区的麦、菽、粟等耐旱及越冬作物在南方得到了种植和推广。仅谢灵运《山居赋》所提及的农作物就有稻、秫、麻、麦、粟、菽等，蔬菜、果木及水生作物则更多。至迟在陈朝时，麦粟之类已经成为封建政府征收田赋的内容之一。此外，经济作物的栽培也超过了两汉，不但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而且出现了一些单一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第五在种植水稻方面，虽然仍保持着传统的火耕水耨的耕作制度，但随着人们对水稻生长规律的进一步掌握，其内涵已有明显的变化，精耕细作的程度加强了。火耕已非惟一的杀虫施肥的方法，粪肥被广泛使用，绿肥也日益普及。 [86]
东晋、南朝水利工程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小型水利工程渐趋普及，形成了沿港滨湖地区以水网圩田为主、山地岗阜地区以陂塘堰坝为主的特色。 [86]
此外，南朝在牛耕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了单牛、短辕的框型犁。它的出现，对农田耕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适合南方水田生产的犁、耙之类的工具日臻完善。 [86]
经济形态
士族田庄经济
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南、北士族地主都采取田庄形式进行生产。其中北方士族南迁时，都带来大量部曲和佃客，缺乏的是田地。因此，他们到处“求田问舍”，不择手段地谋取土地。如刁逵在京口一带掠夺土地达万顷。与此同时，南方士族地主也进一步扩张自己的经济力量。
士族地主在他们占领的平原和山泽上建立田庄，当时称为“墅”或“园”。如会稽士族孔灵符在永兴建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