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贾金龙，并不知晓他已经成为陆泽师徒三人盯着的目标。当他想着打探消息的时候，自身也在悄然之间暴露，这一切自然归功于陆泽的巧妙设计。其实，贾金龙并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几次三番的偶遇都...第二天清晨，天光微明，宁阳市郊的铁路职工宿舍区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里。陆泽推开招待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马魁已站在台阶下，手里拎着两只搪瓷缸，一只是他自己的，印着褪色的“先进工作者”红字；另一只崭新些，缸身还带着厂里发福利时留下的蓝漆边——那是给陆泽备的。“早茶。”老马把缸子递过去，热气腾腾地往上冒，“昨儿晚上没睡踏实，三点就醒了，干脆起来遛弯儿，顺道买了豆浆油条。”陆泽接过缸子，指尖被烫得一缩，却没松手。他低头喝了一口，豆香浓而不腻，甜度恰到好处，是宁阳本地老字号的手艺。他抬眼望向远处铁轨延伸的方向，晨风拂过鬓角，带着煤灰与青草混杂的气息。“焦作那户教师家庭，今天联系上没？”马魁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边角已被摩挲得泛白：“今早五点，我托邮局的老张加急发了挂号信，附了咱们的介绍信和档案处盖章的协查函。那边回信快的话，三天内就能有消息。”“廊坊那家呢？”“派出所那边熟人多，昨晚我就打了电话，今儿一早就让所里老李带队去走访。他说，那家原主是厂里八级钳工，七十年代初调去廊坊支援建设，如今退休在家带孙子，家里还供着个大学生。”陆泽抿了口豆浆，目光落在马魁略显疲惫的眼角上：“您这眼底乌青，比上次审讯偷粮贼时还重。”老马笑了下，抬手揉了揉太阳穴：“不是累的，是想事儿想的。昨儿夜里翻来覆去，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哪不对？”“彭明杰。”老马声音压低了些，四顾无人，才续道，“他今早给我回了个电话，说是有批新收的犯人，其中一人姓倪，老家就在宁阳东坝子，跟老瞎子住一条巷子，还喊过老瞎子一声‘干爹’。”陆泽端缸的手顿住。“干爹？”他重复一遍，语调平缓，却像刀锋擦过铁皮，“老瞎子一生未娶，膝下无子，怎么会有干儿子？”“对啊。”老马点头，“我也这么问了。明杰说，那人是六二年进的少管所，在里面呆了三年，出来后逢年过节都往老瞎子那儿送点米面，后来老瞎子失明，他还背过人去卫生所看过病。”陆泽静静听着，眼神却渐渐沉下去，仿佛水面之下有暗流悄然涌动。“可六二年……老瞎子闺女刚满两岁。”他轻声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怎么会认一个靠编筐卖钱维生的老鳏夫当干爹？尤其那人，后来还进了少管所。”马魁没接话，只深深吸了口气，目光投向远处铁轨尽头那抹将升未升的淡金。他们没再提彭明杰，但那个名字像一枚钉子，楔进了两人之间原本松弛的空气里。上午九点，陆泽跟马魁坐上了开往焦作的绿皮火车。车厢里人不多，只有几个背着帆布包、戴着蓝布帽的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坐在靠窗位置打盹。陆泽挑了靠门的座位，马魁坐在他斜对面，膝上摊着一本磨毛边的《刑法案例汇编》，手指却始终停在某一页，未曾翻动。火车缓缓启动，车轮与铁轨撞击出规律而沉闷的节奏。陆泽打开随身帆布包，取出笔记本，翻开最新一页。上面是他昨夜重新梳理过的线索链：【倪小红，1961年秋出生，两岁时失踪；老瞎子本名倪守义，宁阳东坝子人，终生未娶，靠编竹器为生；1963年冬，其居所遭不明人员撬锁，屋内竹筐散落一地，炕席掀翻，唯独墙上那幅“福”字完好无损——此细节出自当年报案笔录第十七页，未被归档为关键证据；同期，东坝子共七户人家迁出宁阳，其中三户为教师，两户为铁路职工，一户为国营商店售货员，一户为棉纺厂女工；七户中，有五户家中曾有两岁以下女童，但仅两户在六三年前后发生户籍变更：焦作家属院王秀兰家，长女原名“招娣”，六四年改名“爱华”；廊坊钢厂宿舍李桂芳家，次女原名“丑妞”，六五年注销旧籍，重新登记为“丽娟”。】陆泽用铅笔在“王秀兰”三字旁画了个圈，又在“李桂芳”下方轻轻划了一道横线。他忽然抬头，问马魁：“师傅，您还记得当年东坝子那场大火吗？”老马一怔，随即神色微变：“六三年腊月那场？烧了半条巷子，死了两个孩子……”“对。”陆泽点头，“烧的是西头第三排平房，其中一间，就是王秀兰家。”马魁喉结动了动：“那场火，报的是电线老化。”“可当时查火因的技术员，是我爸。”陆泽声音很轻，却像一块冰投入温水，“他回来后跟我说，屋梁焦痕呈‘V’形，底部有熔珠，不像电火，倒像是……有人泼了油。”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铁轨咔哒声固执地敲打着耳膜。老马没说话，只是慢慢合上了膝上的书。中午十二点，火车停靠焦作站。两人出站后直奔市教委家属院。门卫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听明来意后皱眉摇头：“王老师？早就不在这儿住了。她男人八零年就病退，一家子搬回老家信阳去了，前年听说也走了。”陆泽没急着走，蹲下身，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方蓝布包着的小盒，打开后是一副黄铜放大镜，镜柄上刻着细密的云纹。他指着门卫室墙角一处剥落的水泥地面，问：“大爷，这下面，以前是不是埋过块石碑？”门卫愣住：“你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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