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人的侵略，也为了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专门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带着抗日的旗帜往北边去。还有东北的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跟日本人艰苦抗击，天那么冷，他们连棉衣都凑不齐，武器也差得远，可还是没放弃，一直在跟日本人硬拼……”

    徐渊伸手握住妻子微凉的手，掌心的温度慢慢透过指尖传过去，他的语气里带着压抑的愤懑，眼神也沉了几分：“‘攘外必先安内’，这根本就是误国之策！日本人都快打到家门口了，他却把枪口对着自己人，还不准别人提抗日，这不是自毁长城是什么？只会让日本人更嚣张，让那些想保家卫国的人寒心。共产党敢高举抗日的旗帜，敢实实在在地做抗日的事，不管别的，单这一点，就已经赢得了无数忧国忧民之士的同情和支持。”

    陈舒妍的眼眶更红了，反握住丈夫的手，声音里带着点哽咽，还有对灾民的心疼：“可这还不是最糟的，今年的天灾，才真的是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徐驰卿说，今年中国中部和南部，遭了近百年都没见过的特大旱灾，好多地方都叫它‘甲戌大荒’。全国一共有十六个省受了旱灾影响，其中江苏、浙江、安徽这三个省的灾情最严重，几乎是赤地千里。”

    她想起徐驰卿描述的高温惨状，声音都跟着发紧：“就说南京吧，从六月二十四号开始，天气突然就热了起来，一点缓冲都没有。到了七月十二号那天，室内温度竟然达到了四十二点五摄氏度，室外更是飙到了四十八点九摄氏度！那么热的天，老百姓哪里受得住？南京警厅后来查了，从七月三号到七月二十一号，这还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光南京城里因为酷热死亡的人，就有一千零六十七个！”

    “不光是南京，江苏的无锡、扬州，浙江的萧山，还有北平、徐州，河南的郑州，到处都在报中暑死亡的案例。”陈舒妍的声音低得像在呢喃，“拉黄包车的师傅，在太阳底下跑两趟就倒在路边；路边的乞丐，没水喝，没地方躲太阳，转眼就没了气；就连住在屋子里的老人小孩，也有不少因为热得喘不过气，就这么没了……”

    “田里的庄稼更是全毁了。”她吸了口气，努力平复情绪，却还是掩不住声音里的沉痛，“地里的土裂得能塞进拳头，庄稼苗全枯了，一点收成的指望都没有。中央农业实验所算了一笔账，就因为这场旱灾，江苏的损失大约有一亿八千万元，浙江是一亿九千七百八十万元，安徽更惨，损失了三亿四千六百万元！河南、湖北、江西这三个省，农作物的总损失也有三亿一千四百万元。把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山东、湖南、河南、湖北、江西、陕西这十个省加起来，农作物损失的总值，足足有十四万四千五百万元！”

    “粮价也跟着疯涨。”陈舒妍的语气里满是无奈，“从六月开始，米价就一天一个样，蹭蹭往上涨。上海本地产的米，还有从外地运过去的米，价格都在涨，到了七月九号那天，一担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了十一元八角！皖南那些受灾更重的县，米价涨得更离谱，老百姓手里哪有那么多钱买米？好多人家，一天就只能喝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甚至连粥都喝不上。”

    “灾荒一闹，社会也乱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不忍，“浙江嘉兴、王店镇那些地方，农民实在没饭吃，只能成群结队地去请愿，求官府放粮，有的实在饿急了，就去粮店抢米；江苏海门那边，有好多难民一路乞讨着往南边逃，碰到有人不肯给吃的，就会发生殴斗，甚至打架伤人。更让人心里难受的是，因为秋收彻底没了指望，家里又揭不开锅，好多人实在活不下去，就选择了自杀——在江苏、浙江等地，投河的、上吊的，报纸上都登了好多这样的事，每一件都让人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