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
吴良让人检查，确认断气，然后吩咐：“尸体处理掉，不留痕迹。”
张砚站在原地，看着那些人抬起“玄黄一号”的尸体，装进麻袋，抬上马车。血从麻袋里渗出来，一滴一滴，落在青石板上。
它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给的那本书”？
张砚忽然想起，去年在“适应房”陪它时，有次它问起《史记》，他随口说了句“项羽本纪值得细读”。难道……它指的是这个？
还是说，它在暗示什么？
吴良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好了，回去吧。”
回客栈的路上，吴良一直沉默。到了客栈，他让张砚先去休息，自己去了内应那边，处理善后。
张砚回到房间，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
他眼前还是“玄黄一号”最后那个眼神——有悲哀，有嘲讽，有解脱，还有一丝……感激？
感激什么？感激他陪它度过那些囚禁的日子？感激他偶尔流露的善意？还是感激……没在最后关头，说出不该说的话？
张砚不知道。
那天晚上，吴良很晚才回来。他看起来很累，但眼神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解决了。”他对张砚说，“尸体已经处理干净。内应那边也打点好了，不会走漏风声。明天回京。”
张砚点点头。
“对了，”吴良忽然说，“它最后那句话——‘你给的那本书’，是什么意思？”
张砚心里一紧，面上尽量平静：“可能是胡言乱语吧。濒死的人，神志不清。”
吴良盯着他看了几秒，点点头：“也是。好了，早点睡吧。”
但张砚觉得，吴良没完全信。
二月廿二，他们回到北京。
摹形司一切如旧，但气氛更压抑了。两个年轻记录员看张砚的眼神，有些躲闪。他们可能听说了济南的事，知道张砚参与了追杀。
张砚没解释。他继续整理剩下的档案，准备最后的交接。
二月底，内务府来接收了抄录的档案。高公公亲自来的，查验得很仔细，最后点点头：“可以了。”
他走后，吴良对张砚说：“‘玄黄计划’到此为止。接下来，是最后一件任务。”
张砚看着他，等着下文。
“朱慈焕。”吴良说，“该送他走了。”
“什么时候？”
“三月初三。”吴良说，“悄无声息地走。对外就说，年老病故。”
三月初三，上巳节。一个适合“送走”的日子。
“怎么……送？”张砚问。
“药。”吴良说得很简单，“让他无痛苦地睡过去。然后，埋了。”
张砚喉咙发紧：“我……我去？”
“你去。”吴良说，“他认识你，信任你。你去，他走得安心些。”
安心？张砚想笑，但笑不出来。让一个认识的人，去送自己死，这算哪门子“安心”？
但他无法拒绝。
三月初二晚上，张砚去了怀旧轩。
老太监开门放他进去。屋里，朱慈焕还没睡，坐在床上，就着一盏小油灯，在看一本旧书。是《庄子》。
“张先生来了。”他抬起头，眼神平静。
“来看看您。”张砚说。
“坐。”
张砚坐下，两人相对无言。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在墙上投出巨大的、摇晃的影子。
“明天……是上巳节。”朱慈焕忽然说，“小时候在宫里，这天要祓禊，去水边洗濯，去灾祈福。可惜，这儿没水。”
张砚不知该怎么接话。
“张先生，”朱慈焕放下书，“你是来送我走的吧？”
张砚浑身一僵。
朱慈焕笑了笑，那笑容很温和：“别紧张。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活了七十七年，够了。”
“您……怎么知道？”
“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朱慈焕说，“还有吴先生这几天……他每次来，眼神都躲着我。我就明白了，时候到了。”
张砚低下头，不敢看他。
“什么时候？”朱慈焕问。
“明天……早上。”
“早上好啊。”朱慈焕说，“早上走，清爽。”
屋里又静下来。油灯噼啪响了一声。
“张先生，”朱慈焕看着他，“我求你件事。”
“您说。”
“明天……给我带身干净衣服。我想走得体面些。”
张砚鼻子一酸，点了点头。
“还有，”朱慈焕顿了顿，“我枕头底下，有样东西，是给你的。等我走了，你再拿。”
张砚想说什么，但朱慈焕摆摆手：“好了，你回去吧。明天见。”
张砚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