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呢？”他问。
“控制住了，在禁闭室。”吴良说，“打了镇静剂，现在睡了。但这事……得弄清楚。”
禁闭室是匠作间最深处的一间小屋，四面石墙，只有一扇铁门。张砚跟着吴良进去时，“玄黄一号”躺在石床上，闭着眼，呼吸平稳，像睡着了。手腕脚腕都系着皮绳，固定在床架上。
吴良俯身检查它的状态，又看了看它手上的伤——那是夺刀时留下的，一道不深的口子，已经包扎了。
“为什么会这样？”吴良像是在问自己，“药量问题？还是催眠暗示出了纰漏？”
张砚没说话。他想起这些天“玄黄一号”那些细微的变化，那些若有所思的眼神，那些关于“选择”和“自由”的问题。也许，不是技术问题，是它……“醒”得太彻底了。
彻底到不想再当提线木偶。
“计划要调整吗？”张砚问。
吴良沉默了很久。“不能调整。内务府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时间、地点、人员都定了。临时变动，会出乱子。”
“可它现在这样……”
“加强控制。”吴良说，“加大药量，强化催眠。在它脑子里植入‘必须配合’的绝对指令。哪怕它有自己的想法，也必须执行命令。”
张砚看着床上的人。那张平静的脸，此刻看起来有些陌生。他想，如果“玄黄一号”真的有自我意识，那这种强行控制，算不算另一种酷刑？
但他没说出口。
三天后，“玄黄一号”被从禁闭室放出来。药量和催眠都加强了，它看起来温顺了许多，眼神里的锐利不见了，又恢复了那种得体的平静。
吴良重新测试了各种情境，它的反应都符合预期。似乎那晚的“反抗”，只是一次意外，一次程序错误。
但张砚觉得，没那么简单。
他注意到，“玄黄一号”偶尔会走神。比如测试时，吴良问一个问题，它会停顿一两秒才回答，像在思考，或者……在抵抗什么。
还有，它看吴良的眼神，比以前更复杂。不是感激，不是依赖，是一种很深的、几乎隐藏不住的……审视。
七月十五，出发的日子。
凌晨，天还没亮，“玄黄一号”被悄悄带出摹形司，上了一辆密封的马车。车里除了它，只有一个扮作仆役的内应。吴良和张砚送到后门。
“记住，”吴良最后叮嘱，“到了东昌，按计划行事。不要节外生枝。”
“玄黄一号”点点头，没说话。它看了张砚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张砚觉得，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有告别，有悲哀，还有一丝……决绝？
马车驶入黎明前的黑暗，很快不见了。
吴良转身回司，张砚站在原地，看着马车消失的方向，很久没动。
他忽然想起朱慈焕的话：“那些假的，比我更像‘朱三太子’。”
现在，这个“更像”的，要出去演最后一幕了。
而真的那个，还在怀旧轩里，慢慢腐烂。
哪个更可悲？
张砚不知道。
七月底，山东的消息陆续传回。
“玄黄一号”安全抵达东昌，按计划接触了那几个遗民。一开始很顺利，它悲情的身世、渊博的学识、坚定的“气节”，很快赢得了信任。那几个遗民甚至开始筹划，要以它为核心，联络各地旧部，筹划“大事”。
但八月初，情况开始不对劲。
东昌的内应报告说，“玄黄一号”在私下接触一些不在计划内的人——不是遗民，是当地一些有势力的乡绅、退职官员、甚至……绿营中的中下级军官。
“它想干什么？”吴良接到报告时，眉头紧锁。
“可能……想扩大影响？”张砚猜测。
“扩大影响可以，但不能脱离控制。”吴良说，“那些乡绅、官员、军官，背景复杂，有的可能真是同情前明，有的可能是朝廷眼线，还有的……可能是想借机生事的投机者。它接触这些人，风险太大。”
吴良立刻传令，让内应提醒“玄黄一号”，收敛行为，按原计划行事。
但“玄黄一号”的回复，让吴良和张砚都愣住了。
它说：“时机难得，当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顺什么势？造什么势？
吴良脸色阴沉：“它开始自作主张了。”
八月中旬，更坏的消息传来。
“玄黄一号”在几次秘密聚会中，提出了一个计划：不是单纯的“反清复明”，是“联清制清”——利用清廷内部的矛盾（比如满汉之争、朝堂党争），联络不满现状的汉官汉将，先谋一隅之地，站稳脚跟，再图后举。
这个计划，比单纯的“反清”更危险，因为它触及了清廷最敏感的神经：内部团结。
而且，这个计划，“玄黄一号”没跟任何人商量，包括吴良安排的内应。是它自己“想”出来的。
“它怎么会想到这